Page 93 - 《社会》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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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水平或教育
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第二，在公共参与方面，在居委会或业委会的
选举中，移民更可能因为不具备选民资格而没有参加投票，这体现出现
有制度对移民公共参与的制约。但是，在那些没有明显受制度限制的
方面，如在社区活动的参与上，移民也表现得更不积极。第三，在群体
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各类身份群体之间却没
有显著的差异。第四，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
的公共意识，但在绝大多数的维度上，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更高的居民
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并且教育水平并未明显地削弱户籍
身份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负面影响。
上述发现的含义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在中国，户籍制度是
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获取权利挂钩在一起的。虽然城市中外来人
口公民意识的形成并没有因户籍制度而受太多影响，但他们在那些能
够较为温和地反映基层呼声的公共参与方面（如参加居委会或业委会
选举，向居委或业委会提意见建议）却比本地户籍人口更为消极。户籍
对外来人口公共参与的这种阻碍也难以随着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提
高而有所缓解。然而，在那些更可能以较为激烈的方式反映基层呼声
的公共参与方面（如群体性事件），外来人口并没有明显比本地户籍人
口消极。这意味着，如果外来人口维护正当权利的意愿得不到常态化
和制度化的回应，随着矛盾的日益积累，外来人口就可能以较为激烈的
形式自我维权，这对社会各方都是极为不利的结果。
展望未来，城市中外来人口日益增强的公共服务需求、权利意识和
相对滞后的公共参与如果持续存在，将是对城市公共治理一个潜在的
重大挑战。如果改革能够朝着有利于包括外来人口的城市居民积极介
入公共参与的方向推进，城市中个体的利益诉求就能表达更为通畅表
达，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稳定。这当然需要我们改变对外来人口在公共
参与方面的制度制约，赋予他们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此外，本文
发现，户籍身份对公共意识的影响有限，而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却较为显
著。这种差异主要是在受到制度制约的公共参与行为方面，因此，我们
试图突出户籍制度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在研究策略上，本文未能严格
区分户籍身份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影响有多少源自于制度，有多
少因为与户籍身份相关的个体差异，这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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