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8 - 《社会》2014年第5期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

在余， ２００９ ；宋月萍、张曙光， ２００９ ）。与上述文章对留守儿童个人家庭
背景和家计安排的强调不同，另一些研究试图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和
制度安排层面解释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比如拆分型的家庭模式、农村
社会的解体、二元分割下的乡村教育等（谭深， ２０１１ ；江立华， ２０１１ ）。但
是，儿童的留守经历对更宏大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工业化进程所可能产
生的进一步影响，鲜有研究展开实质性讨论。 ６ 考虑到留守经历的普遍
性 ７ 以及社会流动途径封闭、阶层固化背景下“农民工”身份的代际传
递（孙立平， ２００３ ；熊易寒， ２０１０ ；周潇， ２０１１ ），留守儿童群体将成为世界
工厂的主力，留守经历对农民工生产体制和世界工厂的可能影响不容
忽视。
如果说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缺乏对更长远的结构性影响的洞
察，对“农民工生产体制”下各种问题的分析则无一例外地忽视了留守
经历对新生代工人的影响。新工人的社会融合、区域与职业流动、工资
收入、身份认同、迁移意愿曾一度是相关研究反复探讨的主题（李强，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３ ；王春光， ２００１ ；蔡禾、王进， ２００７ ；刘林平、张春泥， ２００７ ）。近
年来，新工人各种抗议事件（罢工、骚乱、跳楼）的频发和劳动力市场“短
工化”趋势的加剧，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对农民工生产体制内在矛
盾的反思。与老一代迥异的成长经历被认为从各方面引发了新生代工
人与农民工体制的冲突：优越的成长环境，尤其是较少的务农经历，导
致年轻工人很难适应世界工厂的异化劳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改变了
其身份认同和发展期望；信息技术的熟练使用和在学校生活中开放交
往方式的养成为其集体抗争的形成提供了动员资源；消费主义生活方
式的盛行也凸显了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的不合理（ 犘狌狀犪狀犱犔狌 ， ２０１０ ；

６． 梁宏（ ２０１１ ）的研究是个例外。该文就留守、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工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研究指出，流动、留守经历只是导致了工人模糊的身份认同，并未带来其经济地位、人力资本
和对打工城市认同的提升。尽管该研究的结论只是基于列联表数据分析，但毕竟在问题意识
层面有所拓展。
７． 普查数据只能反映一个时间点的情况，但是在调查时间点儿童不在留守状态并不代表其
曾经没有或以后不 会 有 留 守 经 历。因 此，有 留 守 经 历 的 农 村 儿 童 的 比 例 可 能 远 高 于 ２８％
（ ２００５ 年的抽样调查和 ２０１０ 年的普查数据均为这一比重）。从理论上讲，子女留守在外出务
工家庭中也有其必然性。拆分型体制下，父母将子女接到城市将要支付昂贵的养育成本，对
子女的照看也是问题。在跨省流动的情况下，子女即便可以在打工地接受教育，其教育质量、
应试技巧与老家省份高考的匹配性也很成问题。因此，在现阶段留守远比流动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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