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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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等， ２０１１ ；汪建华， ２０１１ ；汪建华、孟泉， ２０１３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课题组， ２０１３ ）。代际生活经历的变化动摇了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和拆
分型再生产体制存在的重要基础，但是，这种变化与新生代工人普遍的
留守经历有何关联？留守经历是否进一步推动了上述生活经历的变
化，抑或从其他路径激化了工人与世界工厂的冲突？要探讨新生代工
人对农民工生产体制的挑战，还需回溯至其留守经历。留守现象作为
拆分型农民工体制的基本表征，倘若反过来对体制本身构成挑战，那么
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农民工体制运作的系统
性矛盾，并为相关问题的解决寻找可能的切入点。

二、留守经历与工作流动：机制与假设

以往的研究已经充分探讨了新生代工人独特的成长环境引所发的
与世界工厂各个层面的紧张关系：劳动过程的不适应、发展期望难以实
现、工资收入与消费方式不匹配等。本文的核心关照点在于，新工人的
留守经历是否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个体的法律
维权、极端的自杀行动和比较常见的换工行为，都能反映新工人对世界
工厂的不满。不过，集体行动的发生牵涉多方面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
基于对工作现状的不满；法律维权行动也只能是企业违法侵权下的产
物，并不能反映一般性的紧张关系；自杀行动可以直观地反映工人与工
厂体制之间的紧张，但是个体层面的大样本数据难以收集。以工人的
工作流动为切入点，并不存在数据收集的问题，而且在反映工人与世界
工厂的紧张关系方面也比较直观。虽然工人的工作流动也可能是主动
寻求更好发展前景的行为，不过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下，工人很难有上
升的空间（ 犚犲犻犮犺 ， 犲狋犪犾． ， １９７３ ）。在中国情境下对新工人工作流动的
相关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结果，工人流动越频繁，越难以获得工作境遇
的改善（李强， １９９９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 ２０１３ ）。当然，新工人工
作流动频率能否反映其在世界工厂的适应状况，本文还将展示其他方
面的证据。
本文认为，新工人打工之前的留守经历将可能从三个方面影响其
工作的稳定性：首先，父母外出打工意味着土地很有可能被转让或抛荒
（ 犕狌狉 狆 犺 狔 ２００２ ；严海蓉， ２００５ ），这将使留守儿童相比同辈群体有更少
，
的务农经历，务农经历的减少会降低其在世界工厂中的适应能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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