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社会》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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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几年仍没有实质性提高。 ７
依据上述风险集数据，我们还可计算出 犆犌犛犛 调查样本在各个年
龄上的平均非农化风险，得到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年龄模式
（图 ３ ），可以看到，农民子女在 ２０ 岁左右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
几率都相对较高，但职业非农化的水平相对于户籍非农化的差距也最
大。此后，两种非农化的机会都快速下降，到 ４５ 岁以后，职业非农化与
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共同趋近于 ０ ，且职业非农化的水平几乎都始终高
于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如果农民子女都以这种模式度过一生，最终将
有大量农民子女从事非农职业但终其一生都无法获得城市市民身份，
从而出现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身份及认同的断裂。
农民子女非农化的年龄模式与水平在不同队列之间存在一定差
异。图 ４ 为采用事件史方法得到的不同就业队列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
农化的 犓犪 狆 犾犪狀犕犲犻犲狉 生存函数图， ８ 我们可以看到，各条曲线不仅存在水
平差异，还不完全平行。年轻一代的农民子女非农化的速度相对越快
（曲线的斜率越大），但是职业非农化（包括相对稳定的职业非农化）和户
籍非农化之间的相对差距也更大，两种非农化之间的断裂更为明显。
资料来源： 犆犌犛犛２００６ 、 犆犌犛犛２００８ 、 犆犌犛犛２０１０ 、 犆犛犛２０１１ 。
图 ３ ：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年龄别几率
７． 由于 犆犌犛犛２０１０ 和 犆犛犛２０１１ 未询问非农职业获得时间，无法做出职业非农化风险曲线，下
图同此。
８． 不同出生队列的模式差异略小，但结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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