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更为强烈的城市化愿望，适应城市生产和生活的速度更快（段成荣、马学阳，
２０１１ ；王春光， ２００１ ），但市民化机会却不一定有所增长。
如果将所有 １４ 岁仍未获得非农户口且 １８ 岁时父母户口均为农业
户口的人界定为“农民子女”， ２ 且每个农民子女自 １４ 岁开始就有着职
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可能，只要获得非农职业即跳出职业非农化
风险集， ３ 一旦获得了非农户口也就跳出了户籍非农化的风险集，那
么，根据每年年初处于上述风险集的人数以及当年首次参加非农工作
和获得非农户口的人数就可计算出各年份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和户籍
市民化的相对概率。 犆犌犛犛２００６ 数据 ４ 中的农民子女样本的计算结果如图 ２
中带标记的曲线所示。 ５ 可以看到， １９８５ 年以前，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
农化的水平大体相当，相差不大，整体水平较低。 １９８５ 年以后，农民子
女职业非农化的速度迅速提高，户籍非农化水平虽然有提升，但变化相
对实在太小，年均非农化几率很多时候都不到 １％ 。两条曲线间的差
距越来越大，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进程之间的断裂趋势日益明显。
与吴晓刚等（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０４ ）利用“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
调查”（ 犔犎犛犆犆犆犎１９９６ ）数据 ６ 得出 １９９６ 年以前 １０ 年户籍非农化的风
险水平有所下降的结论不同，本研究汇总的多个数据表明， １９９６ 年及
以前的 １０ 年农民子女户籍非农化水平还有不太明显的提升。 犆犌犛犛２０１０
数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犆犛犛 ） ２０１１ 年数据汇总的
结果同样表明，尽管中国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但户籍非农化水平在最近

２． 这仅仅是一个操作定义，其他研究者可以选择不同的年龄点。笔者根据以往社会流动研
究选择了 １４ 岁作为参照点，是因为这一年龄通常处于初中阶段，在成为劳动力之前，户籍变
化较少。对 １８ 岁这一年龄点的选择，则是因为数据仅仅询问了受访者这一年龄时父母的信
息。其他来源的数据缺乏这一信息，因此，本文将 １４ 岁时以前未获得非农户口的人都定义为
农民子女。此外， １９３６ 年前出生的人不在研究范围，认为自己 １９５８ 年以前即获得非农户口
的人被认为生来就是非农人口。
３． 此处不考虑多次进出非农职业以及最终回到农业生产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非农
化比例。
４． 关于 犆犌犛犛２００６ 数据的背景信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２００８ ）。后文使
用的 犆犌犛犛２００８ 和 犆犌犛犛２０１０ 均来自于同一单位。
５． 图 ２ 中各年的风险水平是通过将截面调查数据转变为人年数据计算得到的。数据中年龄
较大案例经历的风险期较长，而年龄较小者经历的风险期较短。越远离调查年份，人口年龄
结构越偏离正常结构，不控制各个风险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影响非农化水平的估计。
因此，图中两个比率用总体的年龄结构作为标准年龄结构进行了标准化。
６． 参见网址： 犺狋狋 狆 ：／／ 狑狑狑．狊狊犮狀犲狋．狌犮犾犪．犲犱狌 ／ 犻狊狊狉 ／ 犱犪 ／ 犾犺狊犮犮狊 ／ 犮犺犻狀犪狑犲犫．犺狋犿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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