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4 - 《社会》2014年第4期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

的引导（米尔斯， １９８７ ），中产阶层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中产阶级的出现
与形成，对其地位和作用、阶层认同、消费模式、政治参与和阶层再生产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陈柏峰， ２０１２ ；邓玮， ２００４ ；方金友， ２００７ ；李春玲，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李强，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５ ；吕大乐、刘硕， ２０１０ ；齐卫 平、肖 照青， ２００３ ；
沈晖， ２００８ ；温静， ２００３ ；杨华， ２０１２ ；张建明等， １９９８ ；张金荣， ２００４ ；张宛丽，
２００２ ；张宛丽等， ２００４ ），希望这一阶层的形成能缓解中国社会的结构紧
张，并使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升格到一个新的档次（李路路，
２００８ ；李路路、王宇， ２００８ ；周晓虹，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但是，中产
阶级从何而来？忽视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与庞大的城乡迁
移人口———潜在的新市民———对于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与阶级认同的影
响，相关的研究多少显得有些不足。
当然，市民化进程框架会在一定程度上将那些无需市民化的群体排
除在外，有忽视农民及市民各自内部的差异，并有过分拥护城市化和忽
视其他现代化路径和出路的嫌疑，但这一框架在“城市中国”日渐浮现的
现阶段，能抓住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核心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郑杭生，
２００５ ；陈映芳， ２０１２ ）。随着城市化内涵的扩展和市民化测量指标的精
细化，相关不足还可以在市民化过程的相关研究中得到改善。
在市民化进程框架下，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农民及其子女市民化的
机会如何？这些机会主要依据什么进行分配，以及是否发生了变化？

二、有限的市民化机会：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断裂

当前中国农民子女的市民化现状如何？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
存在表明，中国农民的分化流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也遇到了
巨大的障碍（段成荣等， ２００８ ）。农民工群体规模越大，表明实现了职业非
农化但未实现身份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越大。农民的城市化
进程日益分裂为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两个相互脱节的过程。这种
断裂还直接表现为中国非农户籍人口规模与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之间日
益扩大的差距（见图 １ ）。长期居住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子女越来越多，
但获得非农业户口且享受市民待遇的人数却增长缓慢。 ２０１０ 年，这两个
数字之间的差额达 ２．１ 亿。这种断裂造成了农民工群体半城市化半无
产化的状态和当事群体痛苦的城市化体验与阶级化冲动（潘毅等， ２００９ ）。
其中，又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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