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社会》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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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表 １ ：不同队列的农民子女的非农化情况（ ％ ）
户籍非农化 职业非农化 稳定的职业 户籍非农化比
属性 样本基数
比例 比例 非农化比例 职业非农化
出生队列（年）
１９４６ 前 １８．５ ３１．１ １２．６ ０．５９５ １１９
１９４６－１９５６ １４．８ ４０．０ １６．５ ０．３７０ １３３３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１２．８ ４５．２ ２０．０ ０．２８４ １３１６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１１．７ ５７．３ ２６．４ ０．２０４ １４３９
１９７６ 后 ８．５ ７５．６ ３６．１ ０．１１２ １１６７
参加工作时间（年）
１９８１ 前 １２．８ ３９．５ １６．７ ０．３２５ ２５１４
１９８２－１９９４ １１．３ ５６．２ ２３．９ ０．２００ １６６１
１９９４ 后 １２．１ ７８．９ ４０．４ ０．１５３ １２００
资料来源： 犆犌犛犛２００６ 的加权数据。除户籍非农化比例在各工作队列中的
比例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各指标都在 ０．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度不错。但是，农民子女身份市民化却相对较为迟缓，作为城市化核心
的人的城市化相对落后，仅仅看到大规模的职业流动并不足以概括中国
社会流动的全貌。另一方面，庞大的中国有尚未享受到市民待遇的流动
人口和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有部分获得了较为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尽
管不多，但至少还是有一部分获得了身份市民化的机会。两个方面综合
在一起，才是更完整的社会面貌。
至于这种断裂何以在中国出现，上述市民化机会，特别是有限的户
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之间是依照何种方式分配，分配机制随着城
市化的发展是否发生了变化，都还需要通过具体和深入的研究进行进
一步探究。具体就本研究而言，可以追问这样的问题：在上述断裂背景
下，不同特征（如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文化水平、父母能力不同）的
农民子女在非农化上是否存在差异？上述断裂对不同人的影响是否存
在差异？
三、市民化机会的分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限的市民化机会被政府用来奖赏那些可能
或已经给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人及其家属，并且职业的非农化
与户籍身份的变更常相伴发生。被选中的农民子女以升学、招工、参军
和家属随迁等名义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及相应的城市居民待遇。当然，
奖赏分配的过程也是个体能动争取的过程，但机会始终控制在政府手
中。在改革开放后，体制外非农就业机会的出现使职业非农化不再完
全受国有、集体单位或政府控制。人们利用各种非官方的资源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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