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1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研究特别关心的变量的取值都处于最低的一端；另一方面，由于流动和
迁移的筛选作用，这些人很多都具有某些后天能力或优势，是农村人中
的“佼佼者”，他们会大大降低城市样本的收入、社会地位等因变量与家
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相关度，夸大整个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度（李骏、
顾燕峰， ２０１１ ；吴晓刚， ２００７ ）。
样本选择性同样出现在以农民工为关注核心的劳工研究中。与职
业分层和流动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劳工研究得出了相对悲观的结论。
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的阶级化风险中，社会冲突日益加剧
（黄宗智， ２００９ ；李强， ２００４ ；潘毅，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潘毅、陈敬慈， ２００８ ；
潘毅 等，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潘 毅、任 焰， ２００８ ；任 焰、潘 毅， ２００６犪 ， ２００６犫 ，
２００６犮 ， ２００８ ；沈原， ２００６ ；王春光，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有研究甚至试图
将农民工研究纳入阶级形成的分析框架，重返阶级分析（仇立平， ２００６ ；
冯仕政， ２００８ ；李路路， ２００３犪 ；沈原， ２００６ ）。他们通过展现农民工在资
本的“压迫”及政府保护的“缺位”下的生存、认同和行动状况（包括自戕
和反抗）来揭露现实制度的运作逻辑与不合理性，并探讨阶级作为一种
社会行动者的 可 能 （潘 毅，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５ ；潘 毅、许 怡， ２０１２ ；任 焰、潘 毅，
２００６犮 ， ２００８ ）。与此同时，这样的研究多少都“抱怨”农民工群体的沉
默、温顺和不行动（陈映芳， ２００５犪 ；潘毅， ２００５ ；潘毅、陈敬慈， ２００８ ）。这
些结论之所以偏于悲观或激进，与其对弱势劳工群体的选择性关注紧
密相关。进入这类研究视野的正是那些在社会流动中处于不利位置的
个体———留守农村的人和彷徨于城乡之间的人。那些已经定居城市，
实现了身份转变和社会流动的个体被排除在外，更不用说那些城市中
的新中产群体和社会精英。
本文试图将农民、农民工和由农民转变而来的新市民等具有相同
出身的“农民子女”放在一起进行研究，透过农民子女的城市化问题来
度量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程度，探讨中国社会流动的机制及其变化。
由此，不仅可以看到大量实现了职业非农化但仍彷徨在城乡之间的农
民工，也可以看到部分已经获得了市民身份并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子
女，从而更为全面地反映至今仍在中国占据绝大多数的农民及其子女
的社会分化与流动进程，避免因观察对象的选择性而带来的片面结论
和偏激观点。 １

１． 因此，在本文的概念中，“农民”更多地指一种身份而非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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