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2 - 《社会》2014年第4期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

一、以市民化统合农民社会流动研究

当我们集中关注农民子女的社会分化与流动时很容易发现，对中
国农民而言，职业流动虽然重要，但并非关键，更为重要的流动是由农
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陈映芳， ２０１２ ）。在中国人看来，长久但没有身份
转换的职业非农化仍不足以将一个乡下人变为城里人，或把农民变为
市民。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各职业内因身份差异而被区别对待的现
象的持续存在，使初级的职业非农化的社会意义大打折扣。从这个意
义上讲，以往套用职业代际关联度来测量社会开放度和以职业地位来
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选择了多少有些宽松的
指标。不同阶层间的相对流动机会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测量社会的
开放度，但在城乡差异巨大的中国，最能测量社会开放度并影响社会结
构转型的，莫过于农民及其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化与流动。中
国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将来是转变为相对稳定和谐的“橄榄形”结
构，还是继续维持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并保有一个庞大的底层贫困群体
甚至一个具有 集 体 行 动 能 力 的 工 人 阶 级 （李 春 玲， ２００５ ；李 强， ２０１０ ；
沈原， ２００６ ；孙立平， ２００３ ），关键之一取决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中最
底层的农民及其子女的出路。只有出身农民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顺利
地分化并成长为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相关社会阶层的成员，社会阶层
结构的转型才是顺利的，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也才是鲜明的。以往社会
分层研究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集中关注职业地位的获得和职业的代
际流动，将户籍差异与城乡结构作为既定社会结构来解释上述因变量
（李骏、顾燕峰， ２０１１ ；吴晓刚， ２００７ ），对跨域二元系统的流动（如城市户
籍的获得）本身却研究很少，忽视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中这一更为
关键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而且，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
会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非常不同于社
会分层流动研究兴起于其间的成熟后工业社会。在那样的社会，社会
职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农民群体只出不进的特征使基于相对流动率
的代际地位关联测量失准（ 犡犻犲犪狀犱犓犻犾犾犲狑犪犾犱 ， ２０１０ ）。随着城市化的进
一步发展、非市民（ 狀狅狀犮犻狋犻狕犲狀 ）规模的扩大以及市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推动下，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获得市民身份
并认同自身的市民权利，对此过程的研究也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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