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本文试图以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衡量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探讨
中国的社会流动规律，以市民化进程统合农民这一群体的职业非农化
与身份市民化等社会分化和流动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大量研究
（蔡窻， ２０１０犪 ， ２０１０犫 ；陈丰， ２００７ ；陈映芳，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犫 ；管明， ２０１０ ；刘传江、
程建林， ２００８ ；莫 艳 清，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文 军，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徐 建 玲，
２００８ ；余京津， ２０１２ ；张达， ２０１２ ；张裴， ２０１１ ；郑杭生， ２００５ ）。从这些研
究可知，农民的市民化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生产方式的非农化与生
活方式的城市化和权利与身份认同的市民化（陈映芳， ２００５犪 ）。前者对
应职业的非农化与居住生活的城市化，后者对应市民权的获得与市民
身份认同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第一个层次
（职业非农化）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第二个层次上收效甚微，其中“市
民权”（ 狌狉犫犪狀犮犻狋犻狕犲狀狊犺犻 狆 ）得不到落实是市民认同与观念得不到发展的
根本原因（陈映芳， ２０１２ ）。本文用职业非农化测量生产生活方式的城
市化，以是否获得城市户籍来标识市民化过程中“市民权”及市民身份
的实现程度。这一测量指标之所以仍然可用，是因为与没有获得当地
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相比，获得当地城市户籍意味着个体得到了更多
与市民平等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以及参与政治选举的机
会（王美艳、蔡窻， ２００８ ），在制度上更多地被承认是当地市民。随着市民
化的推进和各种从表面上消除户籍差别的行政努力的影响，建构更为
精细的市民化进度测量指标未来将成为必要。
以市民化进程统合农民的社会分化与流动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
以往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不足，还可以更好地吸纳以往有关劳
工阶层和中产阶层研究的成果。相对于将劳工研究纳入阶级形成框架
和重返阶级分析（沈原， ２００６ ），市民化进程框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阶
级形成框架对研究劳工的认同、集体行动与组织化有一定优势，但很难
解决“阶级形成”后不同社会阶层和阶级在城市社会中多元共存的问
题，也难以解释现实中的“阶级不行动”问题。而市民化进程框架可以
在宏观上预设多种阶级结构，在微观上为农民子女预设多种阶层出路，
更为客观地确定劳工阶级及社会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为个
体的认同和行动提供更贴切的解释。相对于中产阶层形成研究而言，
市民化进程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产阶级从何而来、面临什么
挑战等关键性问题。受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理想社会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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