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社会》2014年第2期

“反精神医学”的谱系：精神卫生公共性的历史及其启示

“反精神医学”之所以能够兴起，是与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息
息相关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欧美社会，各 类少数 人群为谋求 政
治、社会平等而掀起的种种社会运动为“反精神医学”思潮和实践提供
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成长空间。譬如，在考量出现在西方社会推动“去
机构化”的社会福利政策时，就需要注意其复杂的政治气候，一方面受
到障碍者争取公民权方面的社会运动压力；同时，另一方面，作为经济
策略之一，也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从而使得欧美国家许多政
府承认社会福利受益者的主体性，接纳了摆脱传统福利机构官僚化的
做法，并因此在精神卫生福利领域推广“去机构化”的政策。这一时期
的社会福利改革，在政权几度交替之后依旧被继承了下来。
不过，思考“反精神医学”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启迪，既不应该只限于从
相关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之中去发现其意义，也不应当仅仅停留在模仿
建立社区精神服务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这并不能真正消除长期“机
构化”所带来的各种沉疴，也不能真正起到保护个体权益、使其实现“常态
化”生活的目标。转型期的中国若要培育出精神卫生的公共性，还需直面
各种“软约束”（这不仅有来自制度供给与体制框架上的瓶颈），还需要公民
形成对“去机构化”、“常态化”的广泛理解和共识，激发起人们参与公共生
活的原动力以及倡导实现当事者的主体性，唯有从这些层次上不断实践，
才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而这一点正是通过对“反精神运动”的
理念与实践史的考察所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不可否认，建设精神卫生的公共性需要在特定空间中确立一种明
确的目标，并需要秉持与之相应的价值取向。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
现精神医疗之中患者的主体性，解放被收容者，并为其合法赋权。相关
的价值取向包含在其唯有觉醒与抗争才能赢得自身权益保障的过程之
中。这一价值取向意味着，在“反精神医学”与现代精神医学的发展之
间并非形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反精神医学”的遗产已镶嵌于现代精
神医疗之中，成为具有批判性的、能够促进精神卫生公共性的有益成
分。“反精神医学”起初在传统精神医学内部、在某一特定空间———精
神病院———中发生，但之后却逐渐突破其阻隔，发展成为一项广受公众
关注的社会运动。这不仅得力于莱茵、库珀等人在传统精神医学阵营
中批判固有的精神医疗体系，更得到了来自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从而
确立起了新的精神卫生观。在这一过程中，库珀逐渐跳出精神医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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