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历史现象。以对制度的考察为例，理性选择学派的社会学家主张将概
念都还原到一种功利主义色彩的个人层次，以此进一步演绎出对于制
度现象的描述和判断。韦伯（ １９９９ ： ２６ ）明确反对这种把“可计算性”效
用作为分析原点的做法：“不是从对人的心理性质的分析推进到对社会
制度的分析，而是正好相反，对制度的心理前提和结果的阐明是以对制
度的准确认识和对其联系的科学分析为前提条件的”。
许多对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持异议的社会学家喜欢借用韦伯的
观点，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对于上述问题只是提出了新康德主义
式的质疑，而并未做出很好的澄清。在韦伯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的
成功与实证主义叙事紧 密结合，这种 思想状况 造成了历 史研 究者 的
实践紧张感，导致韦伯的文化社会科学方法论充满着各种张力，其论
述成为许多相异知识观 的矛盾 结合 体，以致 他 的方法论 观点 虽然 比
涂尔干更“精致”，但也更“模糊”（贝尔 特， ２０１１ ： 犡犞犐犐 ）。不 少研 究者
认为，将韦伯界定为实证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韦
伯理论未必有矛盾，人们所需要的是对他进行更深入的理解。于是，
韦伯理论渐渐被赋予一些神学色彩，只要相信它，就可以化解方法论
争论中那些难以辨析的 冲突和 矛盾，这就是一 些社会学 家有 时借 助
韦伯方法论来捍卫自身 研究的 科学 性，有时 又 借助韦伯 方法 论来 对
抗科学主义的原因。
其实我们不妨从最简单的问题入手来探讨操作化。社会学家都认
可证据在经验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然而什么样的证据才是真实可
用的呢？一位从事操作化的社会学家有什么理由来证明自己所做的操
作定义是适当的呢？艾尔·巴比（ ２００５ ： １２２ ）在教科书中就已提到，操
作定义和真实定义是两码事，只要社会学家乐意，那么“同情心”一词完
全可以被定义为“拔无助鸟儿的毛”。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社会学
家们不会这么做，他们在操作化时会利用自己对于“同情心”一词的前
理解，并不会做出荒唐的定义。然而，利用了前理解的操作定义仍然只
是操作定义，研究者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只反映了其与操作定义的关系。
可是许多研究者存在着一种误识，他们认为，只要比较“恰当”地给某个
概念做了一个操作定义，该定义比较符合人们的常识理解，那么这种定
义就被赋予了真实定义的内涵，研究结论便反映了初始概念的真实经
验特质。这种理解和做法绝不罕见，研究者们普遍没有意识到，他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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