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凡是阅读过韦伯著作（尤其是方法论著作）的人，都应该感受到韦
伯在与类似法学家卡尔·宾丁（ 犓犪狉犾犅犻狀犱犻狀 犵 ）那样的主张因果一元论
的学者论战。当然，不容置疑的是，韦伯也在与马克思对话， ２ 甚至不
排除暗含着对涂尔干批评。 ３ 那么，韦伯的论战或对话的焦点是 什 么
呢？除了方法论问题外，其主要是围绕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如何形成的
问题展开的。也就是说，从自主性上看，现代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为何只
在西方形成，其究竟是世界普遍的过程还是西方文明（文化）特有的现
象？（韦伯当然认同后一种观点）。其背后的潜台词则是：能否从价值

２． 关于马克思，韦伯（ １９９９ ： ４２ ）承认“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概念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甚至是
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其阐述的“规律”和“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是正确无误的”。然而，
我们知道，韦伯对当时流行的某种“历史唯物主义”却持某种反思与批评态度。究其原因除了
学术认知外，主要在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愈来愈带有一种因果一元论的决定论色彩，成为忽
略目的和意义的“唯科学主义”的变种。它在社会演化模式上就表现为一种教条的“单线论”。
而这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还是有较大出入的。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思想远比当时人们所了
解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马克思在表述众所周知的社会发展图式的同时，还提到了亚细亚、
日耳曼和斯拉夫形态（马克思， １９７９ ： ４７２－４７３ ），这表明他具有一种多线发展论思想。马克思
认为，他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阐述的社会发展图式只是根据西欧实际情况抽象出来
的“一般类型”（即“最一般结果的综合”），“我们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 们 的 概 念 相 符 合
的”。然而，一旦“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了”（马克思， １９７２犪 ： １６０ ；
马克思、恩格斯， １９７２ ： ３１－３２ ）。因此，马克思反对把他概括的一般类型当成适用于各个历史
时代的药方和公式。他在回答俄国民粹派主要发言人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其思想歪曲时指出：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
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
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 １９７２犫 ： １２９－１３０ ）。此外，关于“经济决定论”问题，
这也并非原本马克思的想法。马克思在阐述技术和经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谈到非
经济因素对资本主义成长的重大作用。例如马克思谈到了作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及
其与生产力的相互制约作用，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恩格
斯， １９７２ ： ４１ ），甚至他还谈到新教观念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正面影响（马克思， １９７５ ： １８８ ）。实际
上，如果说马克思是从现代性角度论述资本主义共性的话，那么，韦伯，如赫勒（ ２００５ ： ５６ ）所
言，则多少有些像从 后 现 代 角 度 看 问 题 的 人 一 样 “主 要 对 现 代 性 的 特 殊 性 和 它 的 差 异 感
兴趣”。
３． 涂尔干（ ２００３ ： ２７１－２７２ ）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在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中牢固确立起来的
决定论观念最终扩展到社会秩序的时候，社会学才会出现”。涂尔干要为社会学寻找自然科
学那样的确定性，使之摆脱一般性哲学思辨而真正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探索，无疑具有积极
意义，然而当他面对一些属灵性的社会现象时，他最终不得不诉诸意义理解，从而走到诠释的
方法上去。这表明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困境和不足。韦伯并不反对实证方法，因
为他本人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精神。他与多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果社会学研究只停留在实
证主义方法上而缺乏对意义的理解（价值分析）的引领，那么社会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问题的
表面而难以真正获得深层的内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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