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社会》2013年第4期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

问卷中有一个问题 “与三年前相比，您本人在下列各方面有什么
变化”，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收入状况”、“资产”、“职位”、“工作条件”
和“社会经济地位”。每个方面都有 “上升了”、“差不多”、“下降了”和
“不好说”四个答案。
笔者通过如下步骤构建“感知的社会流动”变量：第一步，将“不好
说”重新编码，归入“差不多”； ５ 第二步，将对应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
地位五个方面的变量按照与“政治信任指数”相同的步骤构建“感知的社
会流动”变量。数值越大，代表被调查者在越多方面感受到向上流动。
（ ５ ）预期的社会流动 问卷中另一个问题 “在您看来，三年后您本
人下列各方面的状况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样是针对生活工作状况和
社会经济地位的五个方面，也包括同样四个答案。这一问题用于主观
维度上测量“预期的社会流动”。笔者运用与“感知的社会流动”变量相
同的步骤和方法构建“预期的社会流动”变量，数值越大，代表被调查者
在越多方面预期向上流动。
３． 控制变量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笔者除了对基本的人口变量如
年龄、性别等加以控制外，还对其他一些可能对中国民众政治信任产生
影响的变量，如职业地位、教育、居住地和党员身份等进行控制。以往研
究发现，个人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其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
因素，而教育作为社会化的重要机制，一方面起着宣传意识形态和教化
，
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着传播现代价值理念的作用（ 犠犪狀 犵 ２００４ ）。大众
教育的 发 展 与 普及 可能 引发个 人价 值观 的转 变，促进“批 判性 公 民”
（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犮犻狋犻狕犲狀狊 ）的产生，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 犖狅狉狉犻狊 ， １９９９ ）。
在 １９５８ 年后中国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之间的长期区
隔 （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０４ ）。虽然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化和城市化加速，城乡区隔正逐渐被打破和消解，但城乡居民在
社会福利保障和工作生活条件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别，这种以居住
地为代表的城乡差异可能会影响城乡居民的政治态度。
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可以表明个人对于国家政治的卷入度
和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度和忠诚度。

５． 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如果一个被调查者对自身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五个方
面的变化说不清楚，则表明这些变化非常微小，以至于当事人很难明确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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