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13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４

和 ３．６０ ）。与此同时，对政府机构在这两个话题上所提供的信息持不信
任态度的被调查者比例（ １７．８％ 和 １８％ ）又明显大于其他话题（ ９．７－
１５．３％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对政府所提供的关于国内腐败和
矿难伤亡数字信息的不信任和对解决这两种社会问题成效的不满意。
这些不信任和不满意的产生都有其原因。在国内腐败问题上，对
政府的不信任发生在近期中国腐败问题加剧的背景下，腐败的加剧源
于政府行政不透明和官员的权力寻租（ 犠犲犱犲犿犪狀 ， ２００４ ）。由于缺乏有
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第三方监督，一些中国民众开始对政府惩治腐败
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从而降低了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对政府的信任。
在矿难伤亡信息上，个人对政府也不太信任的原因在于，近些年来，一
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生产安全等为代价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不能严格
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规章的要求对企业的各项安全生产措施
进行有效 监 管，导 致 各 种 安 全 生 产 事 故 （例 如 矿 难）频 发 （ 犠狉犻 犵 犺狋 ，
２００４ ）。当矿难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掩盖其工作失职，甚至与
矿场主串通一气，刻意瞒报或少报矿难伤亡人数。这种渎职和欺骗行
为一旦被媒体曝光，就会使地方政府及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声
望一落千丈，严重损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通过把民众对政府机构以及中央级媒体信任的结合，笔者构建了
“政治信任指数”，并测得中国民众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为 ０．７１ 。这对
于一个值域为 ０－１ 的变量而言算是偏高的数值，反映出中国民众较高
的政治信任。
（二）中国的社会流动
表 ３ 是基于调查数据制作的代际职业流动表， ７ 从表中可以看到，

对于那些父亲拥有较高职业地位（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者）的人而言，
有 ３５％ 的人保持住了这种地位，近 ２２％ 的人下降成为办公室行政人员
或其他非体力劳动者，还有 ４３％ 的人则向下流动为职业地位更低的一
般劳动者；那些父亲为一般行政人员或其他非体力劳动者的人中，近

７． 代际职业流动表一般只考虑男性的代际职业流动，通常是将儿子与父亲的职业相比较。
在本研究中，出于分析的需要，也要将女性的代际职业流动考虑进来。借鉴由佩恩和艾伯特
（ 犘犪 狔 狀犲犪狀犱犃犫犫狅狋狋 ， １９９０ ）对女性社会流动的研究，笔者将女儿与父亲的职业相比较来测量女
性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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