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5 - 《社会》2013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４

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穆罕默德二世攻占
君士坦丁堡之后的时代以及路易十四时代。与前三者相比，路易十四
时代尤为“接近尽善尽美之境”，“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健全的
哲学在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伏尔泰， １９９６ ： １ ）。此前时代的积累似
乎都为了这一朝的荣耀：论雄才伟略，黎塞留的“国家理性”（为马扎然
所继承）、柯尔贝的“重商主义”皆为后世的治理和政治经济原则树立了
典范；论文采风流，帕斯卡尔的雄辩滔滔、博絮埃的气势磅礴、费内隆的
机智敏锐皆令同代文人侧目，令后世学者景仰。
《路易十四时代》可以界线分明地划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清朗畅快，
尽述路易朝的政治经济成就以及文化艺术进展；后一部分则相对沉郁，
谈及宗教压迫与教会的纷争，伏尔泰全不顾及史家该有的客观中立，称
之为“人类理性的耻辱”（伏尔泰， １９９６ ： ５１７ ）。通过这样的结构，伏尔泰
揭示了在历史中角力的真正对手：理性与狂热。
鉴于西欧文明的同质性和相互交流的频繁，路易十四时期的开明、
繁荣、争论和冲突不仅反映了法国当时的精神风貌，亦可视为整个西欧
的精神标本。因此，在西方文明史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路易十四时
代”，就时间而言横跨 １７ 、 １８ 世纪，就地域而言则遍布整个西欧，甚至波
及英伦三岛。现代国家的主权原则、商业精神均发轫于这一时代。政
治、社会精神的变革源自于神学思想、宗教观念和人性理论的内在变
化。正因为此，路易十四时代才承继宗教改革而来。
在新旧思想短兵相接的地方，我们能够发现更大的张力，也能在这
一张力和双方的论战中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性的原则，并由此洞悉现代
社会之困境、问题与症结。作为现代哲学精神的拓荒者，霍布斯、伏尔
泰见证并参与了剧变时代的思想纷争。他们是自觉的思想战士，但其
作品并没有直接呈现思想论战的细节和具体问题，他们更注重论述自
己的哲学体系，是捍卫新思想的阵地，而非敌我交锋、对垒的战场。几
百年之后，他们的作品逐渐脱离了具体的论战语境，成为主流的声音，
并开始塑造现代人的心灵与社会关系。反对的声音则渐渐沉寂，远离
我们的视野。在这样的情境下，若仅仅阅读启蒙哲人的作品，我们很容
易固守对现代性的乐观信念。以纯粹现代性的思维来看待现代性的导
师们，好比于丛林中观察山峦，必然无法得乎全貌，从而丧失应有的批
判力，无法对现代性的内在问题有所体认和理解，更谈不上治疗。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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