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5 - 《社会》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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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3 · 4

              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穆罕默德二世攻占
              君士坦丁堡之后的时代以及路易十四时代。与前三者相比,路易十四
              时代尤为“接近尽善尽美之境”,“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健全的
              哲学在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伏尔泰, 1996 : 1 )。此前时代的积累似
              乎都为了这一朝的荣耀:论雄才伟略,黎塞留的“国家理性”(为马扎然
              所继承)、柯尔贝的“重商主义”皆为后世的治理和政治经济原则树立了
              典范;论文采风流,帕斯卡尔的雄辩滔滔、博絮埃的气势磅礴、费内隆的
              机智敏锐皆令同代文人侧目,令后世学者景仰。
                  《路易十四时代》可以界线分明地划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清朗畅快,
              尽述路易朝的政治经济成就以及文化艺术进展;后一部分则相对沉郁,
              谈及宗教压迫与教会的纷争,伏尔泰全不顾及史家该有的客观中立,称
              之为“人类理性的耻辱”(伏尔泰, 1996 : 517 )。通过这样的结构,伏尔泰
              揭示了在历史中角力的真正对手:理性与狂热。
                  鉴于西欧文明的同质性和相互交流的频繁,路易十四时期的开明、
              繁荣、争论和冲突不仅反映了法国当时的精神风貌,亦可视为整个西欧
              的精神标本。因此,在西方文明史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路易十四时
              代”,就时间而言横跨 17 、 18 世纪,就地域而言则遍布整个西欧,甚至波
              及英伦三岛。现代国家的主权原则、商业精神均发轫于这一时代。政
              治、社会精神的变革源自于神学思想、宗教观念和人性理论的内在变
              化。正因为此,路易十四时代才承继宗教改革而来。
                  在新旧思想短兵相接的地方,我们能够发现更大的张力,也能在这
              一张力和双方的论战中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性的原则,并由此洞悉现代
              社会之困境、问题与症结。作为现代哲学精神的拓荒者,霍布斯、伏尔
              泰见证并参与了剧变时代的思想纷争。他们是自觉的思想战士,但其
              作品并没有直接呈现思想论战的细节和具体问题,他们更注重论述自
              己的哲学体系,是捍卫新思想的阵地,而非敌我交锋、对垒的战场。几
              百年之后,他们的作品逐渐脱离了具体的论战语境,成为主流的声音,
              并开始塑造现代人的心灵与社会关系。反对的声音则渐渐沉寂,远离
              我们的视野。在这样的情境下,若仅仅阅读启蒙哲人的作品,我们很容
              易固守对现代性的乐观信念。以纯粹现代性的思维来看待现代性的导
              师们,好比于丛林中观察山峦,必然无法得乎全貌,从而丧失应有的批
              判力,无法对现代性的内在问题有所体认和理解,更谈不上治疗。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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