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0 - 《社会》2013年第4期

国家基层策略行为与社区过程

物业费事件较为一致，这些事件难以“闹大”； ３４ 但不同的是，同样是邻
避设施，广州市番禺垃圾焚烧厂从初选址到现阶段公布的地址，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期间政府召开了若干次的协调、听证会等， ３５ 从选址发生
变化的情况看，原本“华南板块”社区的抗争有了一定成效，而后迁至的
地区更为边缘。纵而观之，两者的社区层次不同是重要的原因，前者是
与南苑类似的底层社区，而后者是中产阶层聚居社区， ３６ 人口属性与社
会动员能力差异都比较大。在这些案例中，政府行为策略是不一致的，
底层的能动反应差异也较大。
相对应的，社区共同体行为策略的关键因素则是“社区性”本身，双
方持有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文化工具箱”或“剧本”，保持了各自行
为的延续性。社区的共同性依赖一种与外部社会控制结构互动形成的
抗拒性认同，以一种共同的利益关系整合在一起，为了公共利益而抗争
（王小章， ２００２ ）。在国家不同阶段的基层策略中，社区也选取了不同的
策略对不同部门进行回应，社区中的不同群体又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如
南苑中，陈志强是南苑的标杆，劳伟明是社区的灵魂等，这些精英人物
与社区普通居民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关系丛（项飚， ２０００ ），这些
关系重叠、交叉在一起，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逐步在同一个空间中沉
淀出来，形成了社区的基本格局，即多元化的社区共同体。社区过程的
复杂性源于基层政府策略的多变性，社区是一个开放系统，国家是一
极，市民社会是另外一极，两者的策略性互动产生了这种情境型的社
区，前者是后者的解释，是社区居民采取“反应”的依据。
这两种策略性道出了国家社区治理困境的根源，不同政府部门采
取的自主性行为不具一致性，前后的行为并不完全按照规则行事。从
社区治理的开端，控制和管制采用的是一种“老板主义”和“机会主义”
（ 克里斯托弗， ２００９ ）的策略，前者强调一种权威的控制与维持，后者以
权宜和妥协、安抚为主，两者是冲突的，最终消解了政府在社区中的权
威与信任。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往往转向失序，与自下而上要求的平
等主义、自治等相冲突，后者的回应充满了底层的智慧，通过各种尝试

３４． “闹大”的标准在于能否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３５． 资料来源： 犺狋狋 狆 ：／／ 狀犱．狅犲犲犲犲．犮狅犿 ／ 狊狊狕狋 ／ 狆狔 犾 犼 ／。
３６． 邻近小区基本都是中产人士居住小区，有记者、公务员等，他们通过媒体扩大该事件的影
响。一般地，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政府力图联系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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