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5 - 《社会》2013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４

２００７ ）、政治冲 突 （ 犅犪犾犾 ， １９７８ ）、思 想 史 （福 柯， １９９９ ）、学 校、家 庭 关 系
（ 犕犮犆狅狉犱 ， １９９８ ）等研究中。例如，国家的形成是强制的结果，受制者由
于受到地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逃脱不了强制者的强制，最终形成了最
初的国家（ 犆犪狉狀犲犻狉狅 ， １９７０ ）。又如，罗马帝国解体后分裂成大大小小多个
国家，它们之间不断征战，统治者不得不设立法庭、财政、税收等官僚组
织和警察、军队等军事组织来垄断国家暴力，这一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的
社会管理以支持战争，另一方面通过暴力对国内外反抗势力进行强制。
因此，“政治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蒂利， ２００７ ）。
社会冲突论和交换论中有少许对强制关系的研究。德国社会学
家、冲突论者达伦道夫认为，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一致和冲突。冲突
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社会组织是强制性协调的联合体，其内部各个
位置具有不同的权力，社会现实是冲突与和谐不断循环的过程，因而
“有关强制的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各类社会组织”（ 犃犱犪犿狊 ， １９６６ ： ７１７ ）。
强制性的权力可以将社会各个领域整合，但是，极端的分配不公也可能
造成权力的反转。一般认为，强制权力与行动者所处的位置有关。不
过，交换论者莫姆（ 犕狅犾犿 ， １９９７ ： ２６６－２６８ ）发现，强制与结构优势位置
无关，处于 弱 势的 行动 者更 容易利 用强制。威 勒 （ 犠犻犾犾犲狉 ， １９９９ ）则 发
现，强制与结构是有关的，强制者只发出“威胁”，受制者只“上供”或“破
财免灾”，强制者和受制者可以相互协商。
本文认为，强制与位置有关，强制手段广泛存在并有效。正如福柯
（ １９９９ ： ２７－２８ ）所说，无论是施加在肉体上的强迫还是对精神的拷问，都
“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是由被
统治者的位置展示的、有时还扩大的一种效应”。一般认为刑罚是一种
减少犯罪的手段，而福柯（ １９９９ ： ２６ ）则揭示，“惩罚措施不仅是进行镇压、
防范、排斥和消灭的‘消极’机制，它们还有一系列积极的、有益的效果”。
总之，强制关系无处不在（ 犃狉犲狀犱狋 ， １９７０ ； 犅犪犾犾 ， １９７８ ）。不了解强制，
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就不会透彻。强制是如此强势和有效，以至于“宏观
的”强制结构发展成为民族—国家（ 犠犻犾犾犲狉犪狀犱犃狀犱犲狉狊狅狀 ， １９８１ ： １２９－
１５１ ；蒂利， ２００７ ： ４９ ）。民族国家必须用边境将其国民限制在一定的区
域，这是执行强制的一个必要条件（ 犆犪狉狀犲犻狉狅 ， １９７０ ）。任何民族—国家
都不允许其国内出现威胁性的势力。在研究强制关系时，“应从中破译
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出人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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