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社会》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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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在各个方面展开的
线索：在人口构成上，除了传统城市居民外，郊区农民的城市居民化，农
民工的流动人口，其他外地包括海外流动而来的就业人口等占到了越
来越大的比重。在经济活跃的一些城市，外来人口接近甚至超过本地
户籍人口。在组织制度上，虽然传统单位制在一些领域仍然有着强大的
生命力，但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脱离传统的单位制，这意
味着城市居民大多置身于传统管理体制之外。而在城市生活中新出现
的各类组织在形式上趋于扁平化、网络化、非正式化，与传统的正式组织
中的权威关系迥然有别。在观念制度上，随着全球化过程和通讯技术发
展，中国社会与其他文化发生着全方位的交流，一统的观念体制难以为
继，而形形色色的利益共同体、共识社区以不同形式在城市的不同领域
中大量出现。所有这些趋势都意味着，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组织内
外的权威关系以及民众对权威的认同和顺从正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化。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过程不仅仅是农民转变为城市
居民，从农业生产领域转到城市就业领域，而且意味着中国社会基本结
构和社会制度的转型。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基本上是
一个乡土社会，农村宗法制度和乡邻互助的社会关系提供了维系中国
社会长期稳定、缓慢延续的基础。农业社会的分散居住、村自为政的生
活方式及相应的风尚习俗、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积淀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渊源，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封闭性、局部性、本土性。在
传统的“政不下县”的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国农村在很大程度上自为而
治，借用历史学家杜赞奇的概念来说，即由各种宗法关系和社会群体间
稳定的关系搭建起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社会组织制
度和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正是在这些基层社会的文化网络中蕴藏着
中国社会与国家运行的深层密码。虽然国家政权在当代社会的延伸对
乡村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制度。从大历
史的角度来看， １９５８－１９７６ 年期间的集体化过程只是小农经济的一个
短暂中断。虽然集体化阶段的遗产至今仍然继续，但传统农村社会的
社会制度和关系即使在集体化过程中仍然以各种隐蔽的方式持续着，
并在后集体化时期得以再生扩展。改革开放时期的市场经济拓展主要
发生在城市范围中，农村改革特别是土地承包的实质可以说是回归到
传统农业社会的模式。在这一大背景下，农村和农民长期以来徘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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