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２０１１ ）、“以理抗争”（朱健刚， ２０１１ ）和 “以身抗争”（王洪伟， ２０１０ ）等不
同的观点，这些理论创建要么倾向于强调中国基层社会抗争行动体现
出来的新策略，要么凸显特殊时空条件下的新现象以弥补政治抗争理
论既有的研究范式的不足，但都起到深化本领域研究的良好效果。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传统文化因素在基层社会抗争中的作用（景
军， ２００９ ；曹正汉、史晋川， ２００８ ），伦理因素在其中的特殊价值（吴长青，
２０１０ ），以及表演式抗争的发生机理（黄振辉， ２０１１ ），这些研究的关注点
逐渐从抗争策略转向抗争行动的演绎过程，为整合各种抗争理论提供
了天然契机，已有学者对此做了全面的梳理（王金红、黄振辉， ２０１２ ）。
最近，还有学者关注到新闻媒体在抗争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媒介动
员机制颠覆了中国抗争政治的传统，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吕
德文， ２０１２ ）。实际上，所谓的“新类型”正是对中国基层政治抗争策略与
行动演绎过程的一种新观察，只是新闻媒体在其中的角色被突显出来。
以上研究都着重于基层民众进行政治抗争使用的武器、资本及其
多样的心理动机，却很少考虑多元抗争策略的综合运用以及由此引发
的政治形态变迁问题。特别是一些偏向从日常伦理角度出发的理论解
释，往往因为是通过对短期内特定抗争行动的考察而提出，所以特别强
调这些抗争行动的“非政治性”，却没有看到客观的政治后果，甚至完全
忽视了其中隐含的政治结构层面的各种微妙变化。本文认为，这些抗争
行动，无论是集体性还是个体性，伦理本位还是政治本位，在主观动机层
面还是在客观后果层面上，本质上都是“政治”的，因为其最终指向几乎
都与政府紧密相关，从长远看，也必然会对政治权力关系形成不同程度
的冲击，只是这些冲击在较短时间内不容易被发现。从另一种意义上
说，各种争取物质利益的行动尽管直接动机可能没有“政治”目的，但其
本身必然是“政治性”的。随着这些行动的“合流”，其客观上也一定会侵
蚀现有政治权力结构。
此外，学界对中国基层社会抗争的特定发展背景一直顾及不周，或
者仅把这种背景笼统地设定为中国的宏观社会与政治体制，但不同的
政治抗争事件有不同的发生机理，最终结果也会千差万别。在以“发
展”为意识形态的中国社会，很多政治性抗争事件来自“发展的受害者”
（ 博德利， ２０１１ ）的抵抗，也即中国基层社会的特定发展模式与大众抗争
之间紧密相关。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把 “抗争事件”放到地方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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