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8 - 《社会》2013年第3期

“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

理论偏好有很强的现实依据，因为在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生态政
治”（辛允星， ２００９ ）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大众群体在失去了很多博
弈资本之后，最方便选择的武器就是各种形式的“抗争”，而其背后隐含
的逻辑假设是，抗争政治是在不平衡的政治结构无法从根本上被改变
的情况下才成为主流研究范式的，这很切合中国基层政治的基本情况。
在西方国家，社会抗争问题经常被划入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或革命
等研究领域。但很显然，这些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张力，社会运动是指西
方民主政体下在相当程度上被制度化的社会抗争方式，集体行动可以
泛指多个主体参加、具有自发性的制度外行为，而革命指的是高度组织
化、旨在夺取国家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的规模化政治行动（赵鼎新，
２０１２ ： ２ ；应星， ２０１１ ： ９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基层政治的核心问题既不
是革命，也不是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也不能成为主流的政治现象，由各
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引发的政治关系形态经常体现为各种“跨边界” １ 的
社会反抗与利益争夺，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类：依法抗争行动和群体
性事件（应星， ２０１１ ： １７－２０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抗争政治”才出
现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的舞台中心。笔者在 ２００８ 年汶川 ５ · １２ 大地震
之后曾多次深入灾区进行社会调查，搜集到大量的案例资料，亲身感受
到当地的“抗争”意味。应当如何给予这一系列现象合理的理论解释成
为本文的思考起点。
学界关于社会抗争的研究已很多，较早提出并很快被广泛关注的
研究视角是“生存伦理与日常抵抗”（斯科特， ２００１ ），主要是基于对东南
亚国家的农民抗争行为学理层面的总结提升，强调这些抗争行动的非
政治性。与此相反，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注意到中国基层社会抗争的新
特征，并相继提出“依法抗争”（李连江、欧博文， １９９７ ）和“依法和有组织
抗争”（于建嵘， ２００８ ）的观点，以此突显抗争行动的政治色彩与功能。
围绕中国基层民众的抗争行动及其政治意义，学界有两条截然不同的
解释路径，一是关注抗争行动的社会伦理与文化含义，二是关注抗争行
动的政治与法律含义，双方之间的反复争论为一些新的理论解释创造
了空间。随后，就有了“以势抗争”（董海军， ２００８ ）、“以气抗争”（应星，

１． 这里的“跨边界”是指抗争行动在个体性与群体性之间、合法化与非法化之间、和平性与暴力
性之间、相关利益者与非相关利益者之间以及上访、聚集、诉讼等不同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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