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社会》2013年第2期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成了一种时间的钟摆状态。
这种双重时间体系在个体的生命史中也有所体现。陶云逵特别注意
到在小和尚的入寺礼中包含了保存丰产和道德节制的双重含义。
当地男孩子通常在 １０ 岁的时候便要进入佛寺当小和尚， １６ 岁左
右升为二和尚；当了二和尚以后，他便能随同长老或大和尚外出做佛
事，掌管寺中的杂务（陶云逵， ２００５ ： ２５３ ）。到 １８ 岁时，和尚已充分具备
这个社会的成员应有的资格，从而面临一个选择，即要么继续升为大和
尚，有望进修为一寺的长老，要么还俗回到社会之中（陶云逵， ２００５ ： ２５３
－２５４ ）。通常选择升大和尚的人都有继续修行的决心，一旦成为长老
便不可能再还俗了。由此可见，从二和尚开始是个分水岭，分开了神圣
和世俗的两条道路。
人的生命周期正如水稻，孩子进入佛寺的时候经历的是从种子到
秧苗的阶段，而 １８ 岁正处在他从青春期走向成年的过渡时期，好比稻
谷抽穗的时节，下一步应该是结婚生子，完成社会再生产，如此连绵不
绝。从这个角度说，佛教设立关门节的意义乃在于为修行者的道路选
择留下空间。同时，佛教也意识到，要保持对社会的控制，就必须对为
一个社会提供物质基础的生产活动保持宽容。
陶云逵的这篇民族志论文呈现了与其文化理论相矛盾的地方：文
化单一的核心解释不了车里社会政治和文化心态上的双重性，而这种
双重性恰恰融汇在历史之中，它是由外部的文化力量进入形成的。对
于这个问题，陶云逵并没有提供答案，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因为它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呈现了关于民族精神的最核心的争论：只有基于民
族精神的历史化视野，还原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才可能规避恒定
不变的民族精神的观念，从而避免民族主义。

六、结语：重新恢复“文化”的独立意义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 １９４０ 年代费孝通总结他与陶云逵之间存
在过的争论。费孝通指出，他们之间的争论，实际上体现了英国学术与
德国学术对文化理解的根本差别，展示的是两种人类学的不同取径：作
为经验科学的人类学与作为精神科学的人类学。笔者认为，两者之间
固然存在张力，但这种张力在客观上也表明，两种研究的共存和对话构
成了民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格局：前者拥“社会”为核心，以文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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