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4 - 《社会》2013年第1期

学术发展与跨越：抗争政治理论的本土化尝试

２００１ ）中管窥他所欲打破的传统学术发展理念，即按照西方的学术框架
和套路，亦步亦趋地完成某项主题研究。正是通过对大河移民事件的
局部性叙说和学理逻辑演绎，应星开始了其在社会学事业上的本土化
尝试与应用。但它的瑕疵在于无法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论的框架对中国
快速变迁的抗争事实进行合理解释。不过这种遗憾，也铭刻在他日后
的学术追求里。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转型和变迁的现实，给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创
造了一种外在的先天发展机遇：国家以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渐被
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所替代，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性社会，社
会整合也开始由行政性走向契约性（孙立平等， １９９４ ）。这种治理格局
的变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由全能型收敛
为局部型，即国家过去的“无所不管”型权力已经逐渐隐退到国家发展
大局的事务上；第二，集体性个体独立为分化性个体，或者说“原子化个
体”（王建民， ２００９ ），传统的个体替代模式已被分工、协作型的独立个体
所取代；第三，制度性资源开始转化为社会性资源，从而实现自由流通、
交换和利用等，突出资源的服务价值。以往的国家与个体单线的联系
方式逐渐被注入市场和社会空间的多元范畴内，因此激活了国家和个
体的发展活力。
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松绑使日常生活事务被置于社会和市场领域进
行评价和选择，以致裁夺的时候，激起了一些相应的社会化问题，尤其
是近年来抗争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高速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
１９９３ 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 ０．８７ 万起”，而“ ２００３ 年则达到 ６ 万起，
２００５ 年上升为 ８．７ 万起， ２００６ 年超过 ９ 万起。另据学者统计，从发生
次数来看，过去 １５ 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长率为 １７％ 左右；从发生规
模来看，参与群体性事件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１２％ ，由 ７３ 万多人增加
到 ３０７ 万多人；其中参与者百人以上的由 １４００ 起增加到 ７０００ 起，增
长了 ４ 倍”（刘能， ２０１１ ： ５４－５５ ）。群体性事件背后隐藏的秘密和新时
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妙转变，构成了应星继续追求本土化道路的外
在刺激动力。而以往学者所建构的“人情”、“面子”、“报”和“国民性”等
概念或理论体系，仅赋予了常规社会中的现实解释，却无法面对“矛盾
丛”、“问题丛”和“冲突丛”等非常规或偶发性的抗争现实。
于是，在不断引进和解释西方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同时，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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