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7 - 《社会》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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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的捐助仍是这类组织更为重要的策略目标。一般而言，这类组织的创
始人多为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专业人士，如社会工作者、医生、教师，部
分机构有宗教背景，与前面两类机构多由政府或身份团体，如本地商人
所创办不同。此类组织大多有意识平衡与政府及商界的伙伴关系，避
免受到新管理主义改革对组织使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倡导者”而
言，避免组织使命妥协于市场化已成为组织的首要议题，倡导商界组织
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正成为这类组织创新倡导方式的新尝试。
六、结语：香港经验的思考
新管理主义席卷全球第三部门，它所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已为一些
研究所关注（ 犃狀犺犲犻犲狉 ， ２００９ ； 犈犻犽犲狀犫犲狉狉 狔犪狀犱犓犾狌狏犲狉 ， ２００４ ）。从部门
层面上看，受新管理主义影响，香港的福利 犖犌犗 正日渐从过去可以与
政府共同规划福利蓝图、确立服务标准的伙伴者，转变为基于合约的公
共服务的输送者，但从本文基于组织层面的分析可见，组织并非全然被
动地接受来自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不同组织有着多元化的应对策略。
受到不同缘起的影响，香港社会福利领域 犖犌犗 在新的政策环境下
对其社会角色做出不同定位，也相应对其与政府间关系做出不同调整。
本文将其归纳为操作者、先锋者及倡导者三类组织，阐析了这三类组织
与政府间不同关系及对新管理主义改革的不同应对。对于操作者与先
锋者组织而言，市场导向的改革使得组织使命从直接回应社会需求转
向更多回应政府与富裕群体需求。日益增多的商业化活动及与政府的
合约使得这些组织中志愿者投入减少，也令组织运作与结构特征益发
形似政府机构或商业机构，一些组织甚至重构自身以获得合法性。这
种组织同型化的潜在风险正令部分 犖犌犗 组织失去其有别于政府与商
业机构的独特组织认同，而这样的认同某种程度上是组织存在之必要
性的基础。长期依赖政府资助，悄然削弱了香港福利组织的募款与资
源动员能力，最终也令部分机构的组织使命发生偏离。
较之操作者与先锋者，“倡导者”组织受上述负面影响较少。这类
组织多为专业人士发起，新管理主义兴起前，专业人士在此类组织中有
较多决策权，也令组织使命得以保障。随着新管理主义价值的渗透，管
理价值较之专业价值在组织中更受关注，也令专业人士发挥倡导功能
的角色受到限制。不过，本研究发现，这类组织除了继续在政府层面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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