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式依靠内部政策牵引与组织推进即可将数字治理推向服务现场。上海同时出现在 Ｓ１ 与 Ｓ４
组态中，为辨析治理能力生成与治理效果转化提供了案例参照。Ｓ１ 中，上海市数字政府
建设通过大数据中心与双中台部署形成组织运行能力。Ｓ４ 中，在能力基础上，上海的治
理效果转化体现为 “一网通办”总门户对后台流程的重组牵引。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整
体服务和一网受理，将分散于各部门的办事环节整合为面向企业和群众的连续服务链。同
一案例在不同结果变量下的条件配置差异，印证了治理能力与治理效果遵循非对称的组态
路径。
２． 非高数字治理效能的条件组态
非高数字治理效能的组态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因果非对称性。高效能生成依赖组织响应
条件之间的有效匹配，非高效能形成则源于组织响应链条在不同位置发生断裂。二者遵循
不同的条件组合逻辑，不能被理解为同一机制路径的正反两面。
非高治理能力由 ＮＳ１、ＮＳ２、ＮＳ３ 三种组态解释。ＮＳ１ 显示，当组织注意力与对标学
习强度同时缺失时，即使公共职业吸引力处于核心存在状态，数字治理能力仍难以生成，
说明行政承接能力无法替代组织统筹和经验吸收。ＮＳ２ 显示，当组织注意力存在，但数字
基础能力与数字人才供给同时缺失时，数字治理能力同样难以提升，说明组织重视需要技
术底座和专业支撑来承接，否则容易停留在议程设置和机构安排层面。ＮＳ３ 显示，当对标
学习强度与数字基础能力同时缺失时，即使公共职业吸引力存在，也难以形成高水平治理
能力，进一步表明行政承接能力只有嵌入经验输入和技术载体之中，才可能转化为数字治
理能力。
非高治理效果由 ＮＳ４、ＮＳ５、ＮＳ６ 三种组态解释，其失效结构比非高治理能力更加集
中。ＮＳ４ 显示，当政策注意力、组织注意力、数字基础能力和公共职业吸引力同时缺失
时，数字治理难以进入公共服务过程。治理效果也难以生成，ＮＳ５ 显示，当组织注意力、
对标学习强度、数字基础能力和数字人才供给同时缺失时，治理效果难以生成，说明缺少
组织统筹和专业支撑时，局部建设动作难以转化为服务改善。ＮＳ６ 显示，当组织注意力、
对标学习强度、数字基础能力和公共职业吸引力同时缺失时，治理效果难以达成，表明数
字治理效果高度依赖组织统筹、学习吸收、技术基础和行政承接之间的连续关系。
综合来看，非高治理能力和非高治理效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失效逻辑。非高治理能力
主要表现为创新扩散压力未能沉淀为内部运行能力，非高治理效果主要表现为内部建设未
能进入公共服务过程。前者揭示数字政府建设可能 “重推进轻赋能”，后者揭示数字政府
建设可能 “重投入轻实效”。这一结果深化了本文对数字治理效能分化的解释，相近的创
新扩散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差异不仅来自压力强弱，也来自组织响应链条能否连续
运转。数字政府建设要形成治理效能，需要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能力，并继续把内部能
力推向服务过程。任何关键环节发生断裂，都可能使数字化建设停留在形式层面，难以形
成实质效能。
３． 稳健性检验
ＱＣＡ 作为集合论方法，若参数微调后产生的组态与原组态存在子集关系且不改变实
质解释时，视为结果稳健 〔 ４０〕〔 ４１〕 。第一，调整校准锚点，将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
属的阈值从 ７５％、５０％、２５％调整为 ８０％、５０％、２０％，重新校准后产生的组态与原组
态在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的配置上基本一致。第二，分别将 ＰＲＩ 一致性阈值由 ０． ７５ 提高
至 ０． ８０，原始一致性阈值由 ０． ８０ 提高至 ０． ８５，得到的高效能组态在压力类型组合上未发
生改变。第三，随机删除东、中、西部省份案例数据各一例，重新进行检验，组态输出结
果一致。第四，调整结果变量的测度方式，使用治理能力与治理效果的算术平均数作为替
代指标，生成的组态路径与原组态在核心配置上保持一致。第五，随机置换条件变量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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