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7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制是，政策注意力使上级数字治理信号被地方政府识别并纳入治理议程。组织注意力通过
专项机构设置与跨部门协调机制，将议程优先性固化为资源配置方案。数字基础能力则提
供数据归集与平台整合的技术基础，确保外部经验与任务能够接入。该模式与对标学习强

度无关，表明依靠内部认知驱动与制度安排推进创新，模仿性压力未进入核心解释。Ｓ１
的典型案例包括上海、广东、江苏。以上海市为例，上海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 “一网通
办”改革与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将数字治理纳入市委市政府核心议程，确保外部政策信号
在组织内部获得优先响应。同时，构建 “三级平台、五级应用”的纵向组织架构与市、
区、街镇三级城运中心体系，将数字化转型嵌入科层体系，依托数据中台与业务中台双引
擎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组态 Ｓ１ 表明，地方政府在创新扩散的强制性压力下，经由
注意力响应与能力承接的协同作用，完成外部压力向组织运行能力的内化。
第二类组态是 “学习驱动—能力承接”模式，包括 Ｓ２ａ 与 Ｓ２ｂ，共同核心条件为对标
学习强度，共同核心缺失条件为组织注意力。Ｓ２ａ 以对标学习强度与公共职业吸引力为核
心条件，与数字基础能力与数字人才供给无关，表明在注意力响应弱化的情境下，以
“人”的能动性弥补 “组织”的结构性不足。Ｓ２ｂ 以对标学习强度与政策注意力为核心条
件，数字基础能力与数字人才供给为边缘条件，表明通过保持政策敏感性并对标学习，辅
以适度技术与人才储备，仍可推动治理能力生成。Ｓ２ａ 与 Ｓ２ｂ 的典型案例覆盖天津、福
建、河北，其中福建同时出现在两条路径中。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与浙江、广东等先进省
份地缘相近，对标学习构成其重要动力源。省大数据局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规格
为副厅级，统筹层级和独立性弱于领导小组模式。在此条件下，福建通过提升公共职业吸
引力弥补组织统筹不足。该组态说明，当注意力响应相对有限时，学习吸收响应通过与能
力承接响应的组合，仍可推动外部经验向组织运行能力的转化。
（ ２）高治理效果的生成
高治理效果产生于数字治理能力进入公共服务之后。高治理能力说明地方政府已经形
成一定的数字化运行基础，高治理效果则要求这种运行基础继续作用于服务流程，改善办
事体验，并获得公众认可。表 ３ 显示，高治理效果由 Ｓ３ 和 Ｓ４ 两条路径解释，整体一致性
为 ０． ８０３，整体覆盖率为 ０． ４６９。两条路径说明，数字治理效果可以沿着两种机制生成，
一条从外部经验出发，依靠数字基础能力和行政承接能力推动服务改进；另一条从内部议
程出发，依靠政策关注和组织统筹把数字治理嵌入办事过程。
组态 Ｓ３ 可概括为 “经验吸收—能力承接”型。该路径以对标学习强度、数字基础能
力和公共职业吸引力为核心条件，数字人才供给为边缘条件，政策注意力和组织注意力未
进入该路径。该路径的机制逻辑是，对标学习强度使地方政府持续观察先进地区做法并提
取可借鉴的制度方案与技术路径，数字基础能力承接这些方案，使平台与数据能够支撑实
际服务，公共职业吸引力提升行政承接能力，使数字治理应用持续运行。该组态的典型案
例为浙江，当地数字政府建设把持续学习转化为持续改造。从 “四张清单一张网”到

“最多跑一次”再到 “浙里办”，浙江省政府持续将改革经验嵌入群众办事活动。组态 Ｓ３
表明，学习压力提供经验来源，数字基础能力与行政承接能力共同把经验推向服务端，地
方政府在学习和吸收的基础上，依靠自身承接条件将外部经验转化为群众可感的服务改
进。
组态 Ｓ４ 可概括为 “议程牵引—服务转化”型，以政策注意力与组织注意力为核心条
件，对标学习强度为核心缺失条件，数字基础能力与公共职业吸引力为边缘条件，数字人
才供给未进入该路径。其内在机制是，政策注意力将数字治理纳入地方政府优先议程，组
织注意力通过机构安排、资源配置与部门协同将其转化为组织行动，数字基础能力与公共
职业吸引力分别提供跨系统运行支撑与一线行政承接保障。对标学习强度缺失表明，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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