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7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上的权力行使方式与组织驱动机制都将归于虚妄。当算料科层制组织运行所依赖的算料本
身被污染，旨在实现科层制组织 “再理性化”的努力，便可能走向其反面，导致组织陷
入更深层次的 “理性贫困”与决策失灵。其根源在于，失真、扭曲的算料使整个围绕算
料驱动的决策闭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之上，组织越是追求精密计算与自动化执行，结
果就越可能偏离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与需求，终而使技术理性沦为一种无效的自我循环。

五、“数智全能主义”的破产及其前景展望

以上论证，证伪了文初的理论预设：意图引入 “算料”来实现科层制再理性化的尝
试并未成功，同样陷入了 “再理性化悖论”。这表明，无论是数据、算法、算力，还是本
文引入的新变量 “算料”，当它们作为单一技术要素嵌入科层制组织的 “再理性化”进程
时，都难以摆脱 “再理性化悖论”的结局。究其根源，任何数智技术要素的运作，都预
设并推行了一套特定的可计算框架，其既定义了 “何为有价值”的事实，也划定了 “何
为有效”的行为，并设定了 “何为正确”的目标。然而，组织运行中大量不可完全数据
化的知识、经验与复杂实践，会与这种单一的技术框架产生根本性冲突，不可避免地生发
出新的 “再理性化悖论”。本文所揭示的三大悖论，是数智技术嵌入科层制组织后所诱发
的 “再理性化悖论”症候的集中表现，其在实质上与 “算法科层制”中由算法垄断所引
发的算法专制风险，“算力科层制”中由算力中心主义所引发的算力暴政风险和算力利维
坦风险，以及 “数据科层制”中由数据垄断所引发的数据孤岛风险同源同构。这均是因
对 “工具理性”的极致推崇导致的对 “价值理性”的遮蔽和压制而形成的形态各异的
“非理性后果”。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论断：数智时代科层制组织的诸多 “再理性化”尝试，均预
设了更精进技术能够自动导向更善治的组织，但这本质上是 “工具理性”的单一强化，
是 “技术 ＋组织”简单嫁接模式的失效。本文揭示，这种理论预设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
一方面，它忽略了科层制组织固有的制度逻辑与人的能动性对技术的反向形塑；另一方
面，它试图用 “可计算性”这一单一维度，收编和取代公共治理中多元的价值争议、必
要的弹性空间以及丰富的人际沟通。终而造成的结果是技术嵌入不仅未能弥合韦伯所警示
的 “形式理性”与 “实质理性”之间的鸿沟，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形式”对 “实质”的
碾压以及 “技术”对 “沟通”的替代。
综上所述，未来如果要走出科层制组织 “再理性化悖论”的迷思，应该抛弃 “数智
全能主义”的妄念，将目标致力于构建 “技术—制度—人”协同的合理化路径。在价值
层面，必须正视无法被完全数据化的知识、经验、实践，保障 “实质理性”的存在空间；
在认知层面，必须打破数智技术对规则有效性与行为正确性的定义，重建多元主体沟通的
决策模式；在实践层面，必须将技术效用嵌入宏观的组织与社会价值体系中予以评估，防
止对 “可计算效能”的无边界追求而损害整体治理目标。同时，本文也依然在 “技术乐
观主义”背景下，坚定 “人定胜技术”的信念，当前科层制 “再理性化悖论”的困境，
部分源于数智技术发展速度与人类组织的适应能力、制度弹性及伦理认知之间的阶段性脱
节。展望未来，人类的认知能力、组织能力与治理智慧会随着技术的演进而实现协同发
展，从而为驾驭新型数智技术与优化科层制组织架构提供可能。然而，人类对数智技术的
认知、加工、处理和使用能力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提升，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
实现对技术的有效驾驭，进而与科层制形成真正的良性互动秩序，仍有待后续研究在理论
与实践中持续深入探讨与进行充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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