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察等方式对下级部门进行考核，下级各部门和职员以填写表格、自我陈述、参加会议和向
上汇报等方式来应对考核 。从而，在繁重的考核压力下，迫使下级各部门及职员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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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烦琐、言辞浮夸与内容空泛的材料美化策略来证明自己的实际业绩，从而造成 “实”
与 “名”相分离的 “形式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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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算料的嵌入，科层制组织依托数智技术建构起 “数据留痕”的业绩自证体系，
各项工作呈现为实时更新的数据看板，从技术层面缓解了组织考核与汇报、监管与自证中
的信息不对称，简化了质疑与取信、控制与忠诚的中间环节，但催生了 “算料依赖”。具
体而言，传统科层制中的个人报告、业绩报告和考核报告等考核内容之外，在算料科层制
中增加了评分率、响应率和完成率等关键指标，从而使得科层制组织对 “工作业绩”的
考核转变为对 “算料业绩”的考核。这种考核方式不仅重新定义了工作的价值与事实，
更转变了组织对于何为 “有效工作”与何为 “可见绩效”的认知标准。
在数字政府政务服务的 “接诉即办”考评机制下，上级部门将 “ ３０ 秒内接听率”
“ ２４ 小时内百分百回复率”等标准设为关键绩效指标，基层工作人员会采取模板化回复话
术以达成指标，在形式上保障了回复率，但实际上各种社区投诉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其行
为逻辑从解决实际问题转变为满足系统判定标准 。这导致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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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悬置，而满足算料指标的程序正确性成为最高行动准则。于是，原有通过掩盖工作瑕
疵、优化叙事结构和展示突出工作成绩的上下级共谋的 “形式主义”，演变为纯粹以算料
有效性代替事实真实性的 “算料形式主义”。而这种 “算料依赖”所导致的 “算料形式主
义”使得组织绩效考核制度、组织激励结构与算料考核体系深度耦合，量化考核完全代替
定性考核，致使基层部门将大量人力、行政资源等投入到低效甚至无效的工作循环中，大
量实际工作围绕形式指标打转，造成 “数据之虚”对 “指标之虚”的强化，算料因此异
化为压制人性的强制性手段。
（二）“压力型体制”升级为 “算料压力型体制”的悖论
算料科层制的 “再理性化悖论”之二是，科层制组织不但未能缓解原有的 “压力型
体制” ，反而升级为一种全新的 “算料压力型体制”。传统科层制的权责矛盾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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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建设上的有权无责、大权小责、强权弱责、实权虚责等问题和法律实施上的权责分
离、揽权弃责、行权诿责、滥权怠责等现象。算料的嵌入使得传统科层制发生如下转变：
一是 “算料操纵责任”，随着算料大量应用于公共事务，当机器操纵事务流程出现良好结
果的时候，组织会将其归功于机器的高效，而当机器出现失误时，组织则将责任归咎于职
员的操作不当，导致人机责任关系错配；二是 “算料操纵业绩”，职员的职业生涯全过程
被数智系统记录和评估的算料所定义；三是 “算料操纵能力”，组织倾向于用机器的效率
与标准来要求人类，以算力替代人力、算法规则替代组织规则，引发 “机器算人”的能
力挤压与生存焦虑。这三个层面的转变共同揭示，算料科层制组织正深刻重塑何为 “正
确”责任、何为 “有效”业绩、何为 “合格”能力的强制性认知标准，将复杂的组织行
为与人的价值置于一套可计算和可监控的技术评价框架之下。
在此基础上，算料嵌入深度重塑了压力的生成与传导机制。科层制组织中以权力为
“压力源”的 “压力型体制”，催生出全新的 “算料压力型体制”：压力不仅依赖于上级与
下级部门之间 “命令—服从”关系进行逐级的压力传导 ，更经由算料量化指标、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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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与自动化问责所构成的数智化网络进行传递。具体而言，掌握算力与算法的强势主
体，能够通过操纵算料的定义、标准与流程，精准地生成并下发压力指令，这些指令随算
料流动至组织运行的末梢，覆盖流程规范、执行标准乃至职员工作状态与心理体验，形成
全景式的压力生成机制。例如，上海市 Ｘ 街道的 “社区大脑”平台，Ｘ 街道负责人员将
街道和辖区内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任务分类和完成时间节点清晰罗列在 “一网协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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