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党政研究》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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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达的政治正是抵消无意义的重要方式,它是文化生活的平凡革命,也是日常生活中
的微观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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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文化生成于上述宏观背景与心理结构之中,是由青年群体深度参与并亲手制造的
文化。它平滑地绕过了宏大叙事框架,通过无意义的符号创造意义感,展现出一种蹩脚、
不知所云的文化展演。抽象文化最初起源于网络直播中的主播口头禅,具有一定的攻击
性。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抽象文化的早期阶段,但近年来流行于网络空间的抽象文化已褪去
了恶俗,更强调荒诞幽默、不正常且不具备普世逻辑的表达特征。作为一种极具异质性的
亚文化,抽象文化的反叛性体现在对常规逻辑的打破。美国学者朱迪·伯贡 ( Judee K.
Burgoon)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 “预期违背”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些与预期完全
不符而引人注目的行为,常常被归类为超出预期范围,以此引发人们的关注 。抽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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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正是通过制造预期违背,激发群体的突破快感和情绪共振。而违背期望并不必然招致负
面评价,相反能够在抽象文化群体内成为标杆,引发效仿,形成独特的表达范式,呈现出
亚文化小写的表达政治。
(二)逻辑转向:政治传播的新变迁
政治传播逻辑的多重转向,主要体现为话语结构的非政治化、政治情感化的上升趋势
以及传播方式的隐蔽化。
1. 后政治传播语境下政治表达的非政治化转向。后政治传播具有多元差异、去中心、
去权威等特征,传播主体对权威价值的消解在于其非政治话语表达打破了理性的政治认
知。青年群体的 “抽象话”表达,即属于一种非政治、文化性的亚文化话语,试图以日
常化方式对政治价值作出回应,并转化两者之间的价值冲突。
2. 政治传播的情感化转向。政治传播依赖情感动员机制,转向感性表达,公众更易
于接受激发情感的政治传播方式,即政治情感化。网络技术的升级推动了信息传播方式的
革新,也促使亚文化与政治传播之间的边界不断模糊。以影像、声音等为核心的多模态内
容能够营造出情感拟态环境,实现抒情与共情,进行情感和态度引导,更生动地进行政治
活动 。这印证了近年来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情感转向即 “情动”,作为一种非理性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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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情动指涉日常生活的个体经验而非宏大政治叙事,关注异质主体的多元参与和情感
因素 。抽象文化以令人迷惑但情绪高涨的表达方式介入政治传播,催发人们的政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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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与感性判断。后亚文化所依托的新部落结构不再属于封闭的小众圈层,而是与公共领域
中的情感部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重合,进而影响政治传播,并被主流政治传播路径吸纳整
合。
3. 政治传播呈现隐蔽化趋向。与其他介入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变量相比,亚文化的
娱乐倾向强化了政治传播的隐蔽性特质。在网络技术和亚文化加持下,低烈度抗争或非抗
争对话演化为隐蔽而疏密的价值交流。亚文化属性赋予其隐蔽性,而技术则增强了其传播
的疏密性。与传统显性、理性、结构化的话语传播不同,政治议题在表达形式上趋于柔
性、隐性与娱乐化。其隐性传播逻辑在于,政治信息往往依附于表面非政治的内容中隐性
流通,以戏谑等话语策略对既有意义结构进行再生产或解构。
(三)耦合态势:抽象文化与政治传播的初步交汇
政治传播的逻辑转向为抽象文化的介入创造了结构性契机。亚文化在网络文化中彰显
出对抗性和认知一致性,逐步实现由边缘向中心的过渡,为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提供了潜
在可能 。抽象文化与网络政治传播在话语结构、文化资本与权力话语的交汇、青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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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主体性生成维度初步显现耦合态势。
1. 政治传播中的隐喻与抽象文化表达存在内在同构性。在抽象的政治领域,人们常
用政治隐喻的修辞载体来简化抽象性,以高效传达政治信息,触发情感共鸣。抽象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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