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党政研究》2026年第4期

减少对电话咨询等传统方式的依赖，推动政务服务从 “能办可办”向 “好办易办”转变。
同时，随着治理场景从物理空间拓展至数字空间、网络舆论场、平台经济场域，治理对
象、治理边界、治理风险也同步扩展，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显著上升，并对精细化治理有了
更高的要求。
其二，智能主体的独立崛起。以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自主决策与执
行能力，成为数字空间中的新型治理对象。尤其是近期兴起的政务智能主体不仅能辅助人
类完成治理任务，还可能形成独立的行为逻辑与决策路径，与人类主体形成 “协作 －博
弈”的复杂关系，这种 “类主体”特征与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冲突 ，对传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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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逻辑构成新的挑战。同时，智能主体可参与决策、提供服务、执行监管、生成内容，与
人类形成协作、互补、博弈甚至冲突关系，带来主体性边界模糊、权力转移、责任界定难
题。需要注意的是，ＯｐｅｎＣｌａｗ 在短期内迅速走红的同时也引发了国家层面对相关安全风
险的高度关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指出，其存在提示词注入、误操作、插件投毒和安全
漏洞等风险；工信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亦发出提示，默认配置或不当配置
可能引发黑客攻击与信息泄露，并强调应坚持 “最小权限、主动防御、持续审计”的安
全原则。为尽可能发挥智能体的优势、规避劣势，在深圳福田区、珠海香洲区等地的政务
场景中，已开始积极探索使用 “国产龙虾”智能体并设立 “智能体监护人”，采用 “智能
体预处理 ＋人工审核”模式，限制智能体权限与自主性行为，促成 “人机协同”常态化
嵌入治理体系。这表明，在智能体快速嵌入国家治理应用场景的过程中，技术复杂性和系
统脆弱性同时显现，并逐渐转化为需要通过制度建构和治理调适加以回应的现实议题。
其三，物联终端的全域接入。智能摄像头、传感器、智能汽车、工业互联网、城市设
施等终端设备实时在线、全域感知、持续产数，成为治理体系的 “神经末梢”。以上海为
例，该市自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开始经过三年多探索，初步形成了 “物联成网” “数联共享”
“智联融通”的城市神经元感知体系，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据中国新闻网报
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上海数字体征 １． ０ 版本聚焦城市整体运行态势与演化趋势，将各项
城市运行体征细分为 ５５ 类 １０００ 余项指标，形成全域覆盖的城市运行泛感知神经元体系；
依托 “城市之感”，通过 ２１８ 类、１１００ 余万个物联终端，日均采集超过 ３４００ 万条实时动
态数据。 该实践也标志着中国首个 “实时、动态、鲜活”的超大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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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上线。这些物联终端通过对人流、物流、环境状态的实时采集与持续传输，让治理对
象从传统的现实抽象转向可量化、可追踪的数字化存在。此外，这种全域接入不仅丰富了
数据来源，而且拓展了信息获取的方式。不容忽视的是，物联终端在提升感知能力的同
时，也成为数据泄露、系统攻击、失控运行的风险节点。
２． 治理规则系统化：从碎片响应到协同联动与制度整合
随着治理对象的系统性拓展，传统碎片化、被动式的治理规则已难以适配复杂场景，
需要打破分散壁垒、强化全域协同，从而实现治理规则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首先，从 “单一规范”到 “系统适配”。传统治理规则聚焦人类行为的单向规范，针
对自然人、法人制定标准化制度条款。而 “人 －机 －物”协同治理要求规则覆盖人类主
体、智能主体、物联终端三类对象，兼顾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治理需求，构建分层分
类、有机衔接的系统化规则体系，消除主体间、领域间的规则空白与冲突。其次，从 “碎
片处置”到 “协同联动”。传统治理多为问题触发后的局部、碎片响应，部门间、场景间
缺乏联动机制。面对智能主体自主决策、物联终端全域联网的新特征，治理规则需强化跨
主体、跨场景、跨区域的协同设计，建立数据共享、行动联动、责任共担的机制，实现治
理资源的高效整合。最后，从 “分散规制”到 “制度整合”。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国家治
理并成为关键技术基础设施时，目前以部门分工和单一场景为导向形成的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及行业标准就难以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甚至在数据利用、算法应用与责任界定方面
出现彼此掣肘的尴尬局面。例如，在算法推荐治理过程中，数据安全、内容监管、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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