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落地的实践，促使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一美好愿景转化为在技术上行得通、在经济上可持续、在社会上落得地的行动方案。
（二）深度互塑：数字赋能与绿色规约双向互构
任何复杂系统既有独立的运动，又有相互影响的整体运动。协同论强调子系统间的非
线性相互作用，认为系统相互有序协作可以自发地形成有序的系统结构，进而发挥其结构
功能。在协同发展中，数字化与绿色化并非简单叠加或先后排列，而是呈现一种深度交
融、互为驱动的动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塑造，最终推动数字赋能与绿色规约实现
有机统一。一方面，数字化赋能绿色化。“科技进步在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人类的绿色发展无从谈起。”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 ８〕
等数字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为绿色化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例如，在提升能
源资源效率上，通过工业互联网赋能智能制造，实现生产资料与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控，
大幅降低单位 ＧＤＰ 的能耗与物耗；在赋能环境治理能力上，利用遥感监测、传感器网络
和大数据分析，实现对环境污染的实时、精准监控与溯源，提升环境治理的预见性和有效
性；在推动绿色新兴业态上，数字平台催生了共享经济、远程办公等新模式，从源头上减
少了资源消耗与碳排放。另一方面，绿色化规约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价值
导向，对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演变方向有着重要的规范与牵引作用。其一，绿色化引
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绿色化要求数字产业自身走向绿色低碳，如发展低功耗芯片、绿色
数据中心等，避免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能耗 “巨兽”。其二，绿色化降低数字技术异化
的风险。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
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数字技术作为人类劳动的创造性成果，实质
〔 ９〕
是 “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其本身是中立的，“造成的善或恶的结果取决于人们如何
应用”。 在当前，人们在共享 “数字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
〔 １０〕
赖，使其在某些方面演变为支配人、束缚人的异化力量，若缺乏合理约束，技术便可能反
过来 “奴役”人类。绿色化的发展导向，为数字技术注入了可持续的价值约束，防止其
陷入资本逻辑下的 “为技术而技术”的异化陷阱，从而推动技术进步与人的福祉、生态
承载力相协调。在绿色化与数字化的协同发展中，数字化作为 “工具理性”的代表，为
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能支持；绿色化则作为 “价值理性”的彰显，为数字化发展划
定了目的与边界。二者在 “赋能”与 “规约”中相互塑造、彼此成就，形成典型的非线
性协同关系，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向更高效、清洁、智慧的有序结构演进。
（三）系统涌现：新质生产力引领的绿色发展变革
“序参量”是协同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指 “系统在接近相变点时对系统相变方向、
进程起着决定作用的参量，它的出现是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变化的开始” 。协同理论认
〔 １１〕
为，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能够使系统产生全新的、单个子系统所不具备的 “序参量”和
整体功能，即 “涌现性”。序参量由单个部分协作而产生，反过来，序参量又支配各部分
的行为。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的最高层次，在于孕育并壮大新质生产力这一引领中
〔 １２〕
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 “序参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这一重要论断表明，新质生产力内在地规定了数字
〔 １３〕
化转型必须遵循绿色低碳的方向，而驱动绿色化转型的科技创新，又往往以数字技术的突
破为先导。因此，新质生产力引领的绿色发展变革正是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后 “涌
现”出的新质态。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在生产要素层面，实现了创新
性配置。数据作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在绿色化目标的牵引下，与资本、劳动、土地等传
统要素深度耦合与重组，打破了传统资源配置的僵化模式，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
内的动态优化与价值倍增，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引领的绿色发展变革的涌现奠定了坚实的要
素基础，释放出驱动系统变革的巨大动能。第二，在产业结构层面，引发了颠覆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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