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
也” ，深刻揭示了尊重客观规律、顺应时势的治理哲学；《管子·牧民》篇强调 “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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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确立了 以民心向背为治理根本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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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因循任下”的治理逻辑，既包含 “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慎重态度，又体现 “圣人
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的民本思想，强调治理者应当遵循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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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达到 “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理境界。然而，传统治理智慧虽强
调顺应规律，但其治理主体仍限于君主士大夫阶层，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广泛参与性和制
度保障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从唯物史观高度科学阐明了政党与群众、领导与民主的辩证关
系。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
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引领作用；列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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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出 “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
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强调历史活动即是群众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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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无产阶级政党作为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领
导作用体现在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最终实现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种理论既超越了传统治理的精英主义局限，又为现代治理
提供了科学的组织原则和民主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创新性融合传统 “因循任下”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形成了党
建引领下治理现代化的创新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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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论断既传承了 “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的传统治理精髓，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更体现了现代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
创造性地将 “群众路线”与 “因循任下”相结合，形成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领导方法；将民主集中制与 “任势而为”相统一，既充分发扬民主，又确保集中统一；
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治理理念的革新，既克
服了传统治理缺乏制度保障的局限性，又超越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对抗性弊端，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二）主体性重构：“以百姓心为心”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跃升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主体性智慧，构建了 “民为邦本”的价值
理念体系。《尚书·五子之歌》明确记载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确立了民众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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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中的根本地位；《孟子·尽心下》提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形成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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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福祉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政治伦理。这种 “以百姓心为心”的治理理念，既体现为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的天民合一观，又发展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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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原则，强调统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民心向背之上。然而，传统民本思想虽重视民众地
位，但其本质仍是 “为民做主”的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父爱主义），民众作为被动的受惠者而
①
非主动的权利主体，这种主体性的不彻底性正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革命性改造的关
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从唯物史观高度实现了主体性理论的革命性飞跃。马克思在 《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深刻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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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进一步阐明，“人们自己
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辩证地阐述了历史客观规律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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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体作用的统一。列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

①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父爱主义）指的是一种类似于父亲为子女做主的治理模式或行为方式。其核心特征是，掌握权威
的一方 （如统治者、政府或管理者）基于其自身所认定的 “为你好”或 “利益最大化”的善意 （ Ｂｅｎｉｇｎ Ｉ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代替个体或民众做出决策，而非尊重其自主选择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民本思想下的 “为民做
主”即体现了这种父爱主义特质———统治者如同慈父般承担起庇护和养育子民的责任，但民众的意愿和权利并
未得到真正的、制度性的尊重与保障，因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不完全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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