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党政研究》2025年第5期

社会信息化运行模式。此时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和符号的新的社会秩
序正在渐进形成。数字社会被用来描述一种人类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形式，其本身就是一
种社会建构与技术方式的整合过程，从而实现技术秩序与数字秩序的统一。在这个社会形
态中，现代政治活动本身正在从 “人—技—人”之间的中介关系模式，进一步演进为
“人—机器—人”的三元形态。而上述问题的探讨对于人工智能背景下计算政治从 “算法
体”向 “智能体”的转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政治体系的 “机器性”本体
作为一种以技术化手段来实现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控制与干预过程，控制论运行过程
表现出鲜明的 “机器化”运行趋势。可以说，控制论在某些方面就是一种 “机器”理论，
是利用伺服机构和反馈机制建构的信息处理机制而形成的 “抽象化”的机器原理，即所
谓的 “抽象机器”理论。也就是说，在 “机器”和 “装置”隐喻所构成的社会运行模式
中，所谓 “抽象机器”是一种纯粹的 “功能一物质”图景，其存在不仅仅是对现实实体
形式的简单转换，更是以解释性的过程对实体内容进行的体系性诠释，揭示了一种实体性
机制是怎样被转译、转化为另一种抽象的机制过程。此时这种抽象机器性本身不仅仅是一
种物化形态的机器运行方式，更是一种以机器原理为特征的分析范式，从而被延伸到与机
器看似无关的社会发展领域，并被视为是一种后现代技术哲学的重要的解释性方法工具。
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为社会现象本身提供了一套 “本体—认识”的解释性范式框架，
它能够将政治行为转换为某种机器性的控制原理与系统运行体系。这种 “机器性”本体
分析模式不仅在数字时代呈现特殊的范式价值，同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于政治学研
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伴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近代以来将政治现象与运行模式视为一种多
层次、多维度的 “机器”系统最为重要的观点，则是多伊奇的 “政府的神经”理论。他
将政府政治系统或决策控制网络类比于人类神经系统的运行模式，并以信息化的运行结构
进行隐喻处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人与机器彼此影响、高度耦合、相互渗透的
过程中，技术和社会演化迫切需要一种更加智能化的 “机器”机制来顺应信息社会发展
变化的需要。因此，对政治运行过程的信息方式和思维的 “机器化”体系建构，进一步
推动了新的政治权力模式、政治秩序形态与政治行为形态的诞生，同时也带来了政治运行
全新的范畴、体系和架构。而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所推动的数据空间的规模化发展使得
“数字化”运行方式与 “智能化”转向成为计算政治体系本体转型的重要体现。
（二）政治体系的 “算法性”本体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计算政治学学科的提出正是适应了技术时代政治运行模式的调
整，同时也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推动了工业革命时代的机械化结构体系向信息时代的有机
结构体系转换。在算法化时代，政治体系运行的本质是借助于 “符号逻辑”将物质世界
中大量事项加以整序、分类和排列，并被高度抽象化的数据形态所表征与规制。从算法处
理角度看，高度要素化的数据本身是代码能够实现信息高速处理的前提，它需要将物质形
态进行编码化转换，形成高度抽象化的代码体系，而数据空间运行的信息化载体的建构则
是实现两者秩序形态的关键环节。此时，现实对象被置于一个高度结构化概念架构形态的
分析和解读之中，并通过数据要素的系统性组合形成算法的解释性过程。就其本质而言，
算法之所以能够以高度技术化和规范化的运行模式为特征，在于其能够对抽象化和体系化
的数字对象进行处理和分析。即符号操纵的前提是以符号性为工具载体实现对现实的对象
性转换与可操作性处理。“算法本体”的实质是通过计算性实体的建构，在纷繁复杂的现
实物质世界中抽离出最为纯粹的代码形态。此时，在信息化社会体系运行结构中，基于符
号和信息要素的生产过程而形成的数据生产方式，是一种基于数理逻辑并被信息设备所能
识别的控制指令和运算过程，它与传统意义上对机器等技术装置的机械化操控流程没有本
质性区别。而作为系统运行的调控因素，算法工具的代码化、数据化信息处理能力则成为
政治系统运行的关键因素。
对于计算政治而言，政治控制和信息机制的核心环节并不在于其物化形态与存在模式
的支撑，而在于内在信息数据结构体系的形成，即对数据本体收集、分析和加以利用的过
程。与此同时，这种算法化要素体系与现实社会运行体系的关联耦合，则为计算政治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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