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党政研究》2025年第5期

高度抽象化的权力运行形态。通过对现实社会运行过程的调整，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调控
工具、以符号秩序为目标的社会控制机制。在新一代智能化信息技术推动下，传统政治运
行模式进一步发生结构性变化，以更加抽象和技术化为特征的数字社会运行体系正在加速
构建，信息本体的数据化、算法化转向趋势更加明显，政治现象的信息解释体系的计算化
转型更显意义重大。
（二）政治现象的 “数字体系”解释原理
从前文论述可以看出，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形成的信息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一
种普遍解释分析方法和观察视角。信息本身作为事物运行的一种抽象化存在状态，推动了
在传统客体与主体空间域之间，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 “信息空间”加速形成。并
且，数字技术发展更是彻底改变信息承载模式，以数据的生成、传送和接受方式为流程的
信息数字化转向已近完成，加速推动 “信息空间”向 “数字空间”演进。从本质看，数
字化或计算化，是通过计算机代码方式，将文本化的规范性语言转换为可由计算机进行处
理的数据代码形态。这是因为，数据从物理形态来看是记载事物状态的符号载体，蕴含着
对事物基本存在形态的判断分析。数字化信息使人们能够更好地通过对信息的解释和处理
实现针对现实事物运行机制的深层次理解和把握。从处理过程看，数据作为对事实或观察
的结果，是对客观事物内在信息内容的提取与逻辑归纳。此时，数据和信息的不可分离性
体现在，数据是信息的表达而信息则是数据内容的体现。从处理结果看，信息需要通过复
杂的特殊工具载体才能实现本质形态的解释，其实际意义的获得需要通过程序代码处理和
解读，与现实对象之间形成有效关联，才能达到数字信息体系与实体对象体系的深度耦
合。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计算政治学的核心理念强调，只有通过数字化才能
达到社会要素体系的量化组织与代码重构，进而将政治行为从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抽离
出来，构建出高度抽象的符号化体系，以达到对整个政治活动过程系统性描述的目的。因
此，政治现象的 “数据体”运行模式，其核心本意是在信息关系对现实政治关系抽象化
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起更加体系化的数据要素运行模式。数字化政治运行过程与现
实政治现象之间在表象形式和功能运行方面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
是现实政治行为在数字化空间体系的模拟与再现。基于信息空间的等价转换，它不仅实现
行为实体在信息层面的映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信息化整体转向数字化，数字权力运行
也将依托于更加高效的数字化控制方式而实现。此时，从 “信息空间政治学”发展为
“数据空间政治学”，成为政治信息数字化转换的必然结果。
（三）政治现象的 “计算体系”解释模式
“技术的变革带来了诸种更大的对行为进行控制的力量，并且技术因此成为控制行为
变化的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本身所依存的数字化信息工具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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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本质是使用计算程序实现对数据的处理分析，进而通过计算工具对社会运行过程进
行调整。在数字化空间体系中，政治运行将通过数据信息处理与数字化信息运算的结合实
现社会控制的基本目标。也就是说，作为数字革命推动下的政治革命，是与权力运行的某
种 “计算性”因素的作用结果密切相关，即计算的关键是以研究对象的 “数量关系”以
及研究方法的 “量化模式”为前提。此时如何在复杂的政治活动信息流中定位数据要素、
明晰数据结构，进而抽象出政治行为的组织管理、行为实施、效能监督、政策影响等数据
运行模型，成为 “政治计算”走向 “计算政治”的关键枢纽。
可以看出，在政治的计算性体系建构过程中，政治行为的可计算性属性研究是其基础
性环节。“可计算性”强调任何信息的处理都必须由简单步骤组成的算法来实现。运算的
本质在于将现实社会发展进行逻辑化处理，并在此基础上模型化为数字存在形态，从而在
实体对象之上构建起信息化的空间结构。这种数字空间本身既改变了人们以往接受、处理
和发送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信息本身的产生和存在模式；既拓展人与人的交往的空间，
也重新调整了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一种数据化的社会之中，计算处理过
程体现了计算复杂性和系统运行信息性的高度融合，即信息技术与实体性机构的整合过程
使得信息社会迅速转型为一个由数据体系和算法程序构成的世界。正如吴冠军教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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