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突出强调村党组织在乡村建设与社区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在国家
政策高位驱动下，党建引领新乡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全国迅速展开，成为完成脱贫攻坚、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推动形成了下派驻村第一书记、党建
扶贫、村党支部书记 “一肩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制度创新实践。村党组织在乡村建
设中的主体地位重新激活并嵌入社区，成为链接行政与自治的核心力量。村党组织被激活
不仅打破了 “乡政村治”下行政与自治二元分治的状态，更形塑了党领共治的治理新格
局。
党领共治的实质是将党组织带回乡村治理与农民社会生活场域，充分发挥党员主体能
动性。它通过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相关机制，最终凝聚民心，构建良好
党群关系。它强调在治理实践中既要明确党组织的政治使命和价值引领，又要在坚持党组
织政治引领下实现党群双向互动、和谐共生与多元共治。 与一般意义的党建引领不同，
〔 ３〕
党领共治明确将党的政治属性与服务属性统合起来，使党员直接成为实践主体参与到基层
治理过程中，直接面向群众日常生活世界，其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此过程中，村党
组织作为直接的行动主体和领导核心力量，与其他多元组织协同合作，推动形成了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并在服务群众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在与群众的双向
互动过程中较好推动了农民的再组织。党领共治强调党员要直接面向群众，直接为群众提
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它突出强调了党员的实践性和服务性品格，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
具体化表达。因此，它已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党建引领的认知范畴，较好回答了新时代 “如
何组织农民”和 “谁来组织农民”的根本问题。
“村党组织助推农民组织化如何可能”的核心在于处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学界对这
一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 “政党走出国家”到 “政党嵌入社会”的理路转向。 “国家 －社
会”分析框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国基层治理的主导范式。但这一根植于西方社会成长经验
的理论范式并不能解释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实践的复杂性。一方面，“国家 －社会”分析
范式将国家与社会简单切割为两个分立的结构性实体，强调二元对立 ，这简化了中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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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机制与过程。另一方面，该范式将政党与国家混为一体，屏蔽了政党
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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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解释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丰富实践，明确政党与国家的权力结构关系，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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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 “政党走出国家” ，强调将政党带入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中 ，构建 “国家 －
政党 －社会” 的本土化分析范式。这一范式更贴近中国基层治理的真实形态，它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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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社会”理论范式中党政不分的桎梏，明确了政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与
政治领导作用。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尝试重构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 “政党中心主
义” “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 等命题。另一些学者基于地方治理的创新实践，对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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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拓展，形成了政党嵌入社会 、政党引领社会 、政党统领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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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整合社会 、政党激活社会 、政党组织社会 、政党链接社会 等一系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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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研究缺乏对基层党组织的主体维度和实践维度的关照，没有深
刻理解党领共治的核心要义。党组织的角色只是被作为一种 “结构”解读，作为实践行
动主体的党员成为治理实践中的 “模糊主体”，党组织的角色被抽象化。尽管部分研究明
确了党员在治理实践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但未能准确定位党员在党组织与乡村社会互动中
的位置，未揭示党员发挥示范效能的深层机理。新时代党领共治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只
注重党组织的组织建设而忽视其主体行动和实践属性，会导致党组织 “在场”却陷入形
式化、边缘化与悬浮化困境。因此，只有回答党员作为实践主体如何发挥主体效能及其在
政党与社会互动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才能使党组织的主体地位明晰化、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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