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至 ３５ 位，充分彰显了中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有效进展。 新型举国体制对于强化国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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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科技力量也至关重要，特别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
全和其他安全。
不同政治制度下对科技伦理道德与法治的政策导向存在差异。科技伦理问题出现在基
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涉及个人隐私、算法公平性、虚拟现实边界、责任权
属等复杂议题。由于各国差异化的文化背景、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导致对科技伦理治理
的认识、态度和行动有所不同。例如，美国以科技创新为导向，侧重通过行业自律和道德
准则来引导企业自我约束，在此基础上通过前瞻性立法和战略倡议对科技伦理进行规范与
引导。欧盟强调严格监管，重视对技术应用的控制和处罚，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组建了
欧洲科学和新技术伦理专家组，２０１８ 年发布 《人工智能伦理指导原则》，２０２１ 年颁布全球
首个针对人工智能法律 《人工智能法案》。中国重视科技创新发展和防控科技伦理风险相
平衡，颁布了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等文件，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
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四）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空间成为斗争的前沿阵地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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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 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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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网络空间也成为继传统边、海、空、天 “四防”后维护国
家安全的新场域。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由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考
验。互联网具有多节点、去中心、交互化的结构特征，使信息源和传播渠道趋于多元和模
糊，改变传播秩序和舆论生态，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力带来不确定性。海量信息带来了
注意力的分散，话语和叙事在意识形态传播中变得更加重要。在资本与科技叠加推动下，
互联网 “水军”横行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主流媒体传播空间，受众可能沉迷 “快餐文化”
而减弱对深层次文化议题的关注。社会舆论也容易被 “流量”裹挟，使广大群众难以触

及客观事实，导致社会出现认知偏差，特别是智能算法塑造的 “信息茧房”，将会进一步
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
网络空间文化和思潮入侵潜移默化，对社会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安全。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斗争愈发具有隐蔽性。通过在电影、动画、广告、游戏、社
交软件等日常化传播形式中植入意识形态元素，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传
播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分裂主义等错误思潮甚至 “以西释马” “以西释中”，给网
络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造成负面影响。诸如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
用，基于经过筛选的英文语料库和数据库，会在与用户互动的无形中输出具有特定意识形
态倾向的话语。网络空间存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多元性，多元文化可能解构主体文化，对立
且片面的意识形态话语也可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或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泛娱乐化、
低俗化。
境外势力借助网络工具操纵负面舆论传播，企图实施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活动。互联
网深刻改变了传统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和格局，西方围绕社会热点或政治议题，大肆发起
网络 “舆论战”“认知战”，通过接触和培育代理人或非政府组织，依托当地新闻媒体或
社交平台等渠道传播虚假有害信息，试图从内部削弱和瓦解其他国家意识形态。近年来，
我国国家安全和网络主管部门不断加强反渗透监管工作，查处多起涉嫌利用网络勾结境外
反动势力，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违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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