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企业凭借对技术、数据、算法、平台甚至基础设施的集中掌控，占据行业垄断地位，主导
行业发展方向。科技巨头具备较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分散了国家对部分资源的控制权和话
语权，潜在 “超国家”权力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家公权力的地位。少数科技
企业还通过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行使了部分政府职能，但却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使国家对
公共资源的管理 “失控”。数字权力甚至可能与政府行为和决策形成掣肘，使政府公信力
受到冲击。此外，部分企业相关业务信息涉及国家安全，因资本逐利性而导致的商业活动
也可能触及国家安全 “红线”。
科技势力发展壮大或造成政治民主弱化，对国家政治权力结构调整形成干预。例如，
特朗普上一任期对加密货币持保守和反对态度，体现出传统政界和科技界在监管方面的分
歧。然而，本轮美国总统竞选中，加密货币行业成为一股强大的资本力量。加密货币行业
相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其他支持该行业的组织在 ２０２４ 年大选中筹集巨额资金；加密货
币流入选举的资金几乎占所有企业捐赠资金的一半。特朗普胜选后一反常态地支持加密货
币发展，体现出科技资本对新政权的有力支持反作用于政府行为和政策倾向。科技企业家
还通过与关键政治人物互动，参与国家政权调整，甚至介入政府权力重新分配。如马斯克
斥巨资收购推特并改造成右派舆论平台 “ Ｘ”，在选举中支持特朗普，并被授权对政府官
僚机构进行改革。
敌对势力在高技术加持下，可能具备动摇国家政权和统治基础的力量。２１ 世纪以来，
科技企业推动信息通信技术迭代升级，给情报部门的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技术可能性。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其互联网设备和软件产品，在多国策划组织实
施 “颜色革命”、窃密和网络攻击，美国谷歌、推特等公司推出 “ Ｓｐｅａｋ２Ｔｗｅｅｔ”帮助反政
府人员在断网状态公开发布信息，兰德公司研发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 “蜂拥”服务于
抗议游行指挥。 利用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及特定算法，可以深度伪造出混淆视听的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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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音视频，干扰公众理性思考和判断，引导舆论导向，实现政治操控。在美、俄等多国领
导人选举以及地缘冲突相关议题上，都出现了关于重要人物或场景的虚假合成媒体，辅以
网络、社交平台的病毒式传播，企图破坏民主参与进程，制造政治信任危机，或服务于政
权颠覆活动。
（三）制度安全：科技治理呈现不同制度间的竞争较量
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
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在科技竞争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背景下，科技治理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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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是科技竞争中容易被低估的一面，更是制度竞争力的重要筹码。
随着传统资本向数字金融资本聚集，大型科技公司逐步走向集中控制数字资本的新阶
段。西方左翼 “数字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其借用社会主义话语范式，描述无偿数字劳
动者在 “非物质劳动”和 “共享”中形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的虚拟社会。该
思潮受到资本家追捧，他们试图拢络用户和寡头以推动 “去国家化”来应对政府治理框
架约束。尽管相关思潮尝试在数字技术进步中探索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社会主义发展的可
能性，但这被视作技术乌托邦主义构建的叙事，“数字社会主义”并不被认为是科学社会
主义。
西方标榜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数字治理模式上 “标同伐异”。在战略竞争背景下，部分
西方人士构建 “数字威权主义”论调，针对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等国以政府利用
数字技术服务公共管理 （如互联网审查、面部识别等）影响公民自由和隐私为由，企图
抨击他国网信政策和政治制度。事实上，根据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２０２４ 年中国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 ＥＧＤＩ）从十年前 ０． ５４５０ 分增至 ０． ８７１８ 分，排名从全球第 ７０ 位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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