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 - 《党政研究》2025年第2期

基于此，传统文化中的 “富民厚生”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
高度契合性。
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根植于 “富民教民”的社会治理。有别于西方
物欲膨胀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
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同时也是 “富之”“教之”善治思想的辩证
〔 １７〕
转化。孔子认为治理百姓既要 “富之”也要 “教之”（《论语·子路》）。一方面，“富民”
强调厚植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为人们幸福生活奠定物质条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
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强调唯有在 “仓廪实”“衣食足”的基础上才能实
现 “知礼节”“知荣辱”。另一方面，“教民”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
展。儒家推崇 “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化，风清气正、道德高尚、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进一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总之，“富民”与 “教民”的统一打破了 “单向度的人”的魔
咒，实现了物的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相协调。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植于 “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与西方现代化人与自
然相对立所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 “万物并育”生态理念的延续。“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与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建设要求深度契合。管子提出 “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
人道不顺，则有祸乱”（《管子·五辅》），主张要尊重自然的运行规律，敬畏自然方能天
时地利人和。道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
宇宙观主张要顺应自然，顺乎万物之本性，使万物按其本性自由发展。“道法自然”批判
了西方按照人的私欲利用技术手段随意改造自然的工具理性。 “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
猎”（《淮南子·主术训》）主张要保护自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节制思想破解了
西方物欲膨胀破坏自然的生态困境。
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根植于 “协和万邦”的交往之道。摒弃西方 “国强必霸”
的老路，中国式现代化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尚书·尧典》）主张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和合理念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
题相契合。“协和万邦”的第一重含义即 “以和为贵”。比如 “国虽大，好战必亡”（《史
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的和平发展观，“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
的睦邻友好观。“协和万邦”的第二重含义即 “和而不同”。所谓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国语·郑语》），这里的 “和”并不等于千篇一律，而是差异之中的和谐。区别于
西方强人从己的丛林法则，中国主张共生并进、美美与共。“协和万邦”的第三重含义即
“守中致和”。区别于西方两极对立、隔绝闭塞的零和博弈，中国主张 “执中”“守中”的
“中和”之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二、激活中华文明以型塑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形态

“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解释框架为中华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蒙上了 “古今错
置”的神秘面纱。从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儒教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念到如今的西方现
代化理论，都为这一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从文化特质来看，区别于 “理性地征服世界”
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 “理性地适应世界”。基于此，西方理论家常常认为中华文明固
守 “历史文化遗产”，是封闭僵化停滞的文明，是守旧、复古的代表。韦伯从货币制度、
城市与行会、家产官僚制、血缘组织以及法律等方面窥视中国社会结构，判定中国社会结
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