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党政研究》2025年第2期

近代中国 “向西方学习”的失败中洞悉出照搬西方模式是一条 “邪路” 。基于此，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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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开始打破近代以来 “西方中心论”的固有认知，逐步确立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
代化不等于苏联式”的观念，坚定认为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开始独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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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则明确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
式的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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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正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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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毛泽东对 “中国的现代化”认知基础上，邓小平进行了更为具体化的 “中国式的现
代化”构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既不是工业化高度发达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也不是
苏联模式的高度发达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建立在中国特点基础上的 “中国式
的”现代化。习近平进一步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并概括形成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
大原则等理论创新，这是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 ，是对以往中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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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理论框架的创新性突破。新中国 ７０ 余年的现代化探索逐步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探
索，从依附模仿到独立自主，从效仿赶超到立足本土的蜕变。
中国主体性源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而中华文化主体性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之
中。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
的路” 。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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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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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之所以区别于 “西方式”，是因为其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是因为其内生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智
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根植于 “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传统。区别于古希腊 “小国寡
民”的国家形态，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国家，１４ 亿多的人口规模超过
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中国在如此大规模人口体量的基础上，不断破解发展与稳定的 “现代
化悖论”，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得益于 “向内凝聚”的统一性
追求和 “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传统。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不同于欧洲从帝国内部分裂
出独立自决的民族国家，而是将帝国直接转化为统一的主权国家，“不是欧洲国家形式的
延伸，而是对于 ‘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复归” 。这一过程保持了疆域、人口与族群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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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体现了中国体量之 “大”。同时，现代中国以建一统为理论背景，在解决晚清中央
权力下移导致的种种问题过程中，“反对联邦、邦联等可能导致分裂的分权体制”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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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内塑强大政治认同，建立统一集中的财政
军事力量而形成 “强国”，体现了中国结构之 “强”。现代中国体量之大与结构之强，与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势、六合同风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密不可分。
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根植于 “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与西方贫富两极分化
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 ，同时也是 “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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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贵贱，均贫富”的公平正义的赓续。“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的 “富民”思想超越西方因资本无限增殖导
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关注起点公平。 “权有无，均贫富” （《晏子春秋·内篇问
上》），“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的 “均贫
富”思想主张分配公平规避资本主义 “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导致的分配不公、贫富两
极分化的弊端，关注过程公平。“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
为本” 的 “厚生”思想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标准，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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