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党政研究》2024年第1期

亡 ，也无力摆脱政党治国的事实，那么我们也就只有承认和面对这个状况，在此基础上
①
去考察和研究，在政党时代如何改进政党治国以实现国家良治，这才是务实的做法。
然而这四个部分并非简单的并排罗列，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各有其用，以达到
最终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显然，我们要想在政党时代改进政党治国、实现国家良治，那
么就必须首先知道何为国家良治，知道如何评判一国的国家治理成效，由此才能知道一国
要不要改进政党治国，这就是我们要研究政党治国成效的原因。如果通过上一步的研究，
确定一国并未实现国家良治，从而需要改进政党治国，那么接下来当然就要知道如何去改
进，而这显然要以找到治国成效的成因为前提，所以我们还必须研究政党治国能力，因为
这就是导致治国成效的直接原因———政党治国成效就是政党治国能力发挥的直接结果。如
此一来，改进政党治国其实就是要改进政党治国能力，为此我们又需要知道政党治国能力的
来源是什么。由于政党治国能力是在政党治国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发挥出来的，就是政党治国
体系的功能发挥状况，所以尽管这个过程必然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但政党治国能力只可
能蕴藏于和根源于政党治国体系之中，这就导致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去研究政党治国体系，由
此才能找到改进政党治国能力的办法。至此，最终的结论就浮现了：改进政党治国、实现国
家良治，根本途径在于改进政党治国体系。由此，政党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总之，政党政治学的研究框架应该是政党治国的体系、能力、成效和改进研究。至于
其他有关政党的概念界定、产生起源、组织类型等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一些必要的铺垫，
而没有触及政党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属于外围战而非攻坚战，因此不应当作为政党政治学
的主体内容，不可主次颠倒。而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明显属于政党社会学的范畴，完全可
以交给政党社会学、利用其研究成果足矣。真正的政党政治学研究不应在这方面投入过多
的精力，以致忘记了自己的本分是什么。

五、探讨与反思
本文澄清政党政治学不是政党社会学，指出政党政治学应当是基于政治学的目的而对
政党开展的研究，也就是政党治国研究。但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反对或排斥基于其他学科
角度的政党研究。在确定政党政治学是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是以政党治国为研究主题之
后，我们依然可以选取其他的学科角度来研究政党。对于政党政治学来说，其他各种学科
角度的政党研究也有一定的作用和价值，比如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政
党现象，历史学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历史资料和有助于搞清楚来龙去脉，伦理学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对政党治国进行评判。只是我们不要把这些研究混为一谈，尤其是不能和政党
政治学混为一谈。总的来说，在各种学科角度的政党研究中，最合适的也最应该选取的学
科角度，还是政治学的，毕竟政党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追求执政和治国的一种特殊组织
———所以人们一般将其看成是一种政治组织。因此，如果说存在一个政党学体系 的话，
②
那么政党政治学无疑应该占据其中心位置，其他研究则是为其服务和提供支撑的。

① 关于政党的未来发展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人试图进行观察和预测，“政党危机论”或 “政党衰落论”甚至 “政
党消亡论”就此而产生 （参见陈崎：《衰落还是转型：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变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就曾有人宣称，政党正在衰落或者至少是出现了危机 （〔美〕史蒂芬·
Ｅ． 弗兰泽奇：《技术年代的政党》，李秀梅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美〕拉里·戴蒙德与理查德·冈瑟主
编：《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然而这些判断明显是短视的，仅仅到了八十年代，他
们就改变了腔调，又开始大谈 “政党复苏”的话题。其实关于政党的未来发展，包括是否会消亡的问题，恐怕
并不是我们所能回答的，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只需看到政党依然存在且普遍存在，就够了。
② 国外学界不曾见到有政党学这个提法，这在国内学界也不多见。而在提到政党学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个词实际
上就是指过去常见的政党社会学 （比如余科杰：《政党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朱昔群：《政党科
学与政党政治科学化》，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本文这里所说的政党学，不过是对出于各种学科目的的政
党研究的一个笼统称谓，所以也叫政党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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