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第一对相互关联的国家话语是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就现代中国国家话语而言，总体
上说来，倾向于建构民族国家的精英话语结构。民族国家的精英话语，具有突出的特点：
一是从国家 （ ｓｔａｔｅ）立场出发申述民族国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二是将民族 （ ｎａｔｉｏｎ）作
为总体存在结构加以处置，三是将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维系作为前提。因此，追溯顾颉刚和
费孝通的民族国家建构，前者主张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与精英话语的三个特征完全吻
合———所谓 “一个”，当然指的是为了保障国家结构的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对构成国族
的 ５６ 个实体民族的关注程度较低；这里的 “一个”，同时是指的整合了各个实体民族基
础上建构起来的国家；而且 “是”这一系词乃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断言。顾颉刚维护新生
的、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之殷切心情跃然纸上。费孝通提出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
题，在周延性上超过了顾颉刚的命题。一方面对 ５６ 个实体民族的民族文化有足够的关照，
另一方面试图对 ５６ 个实体民族基础上建立的现代中国之民族国家正当性进行辩护。但这
一主张仍然没有超出国家正当性先行的预设逻辑，即将作为整体对待的民族在国家建构中
的复杂状态被忽略了。可见，倾向于民族国家之国家一端是国家建构中精英话语的典型特
征。之所以关于中华民族的精英话语会占据绝对主导的位置，是因为精英群体与国家权力
的内在同构机制所决定的。
民族国家的大众话语建构存在两种意向性进路。一是作为民族国家精英话语形式的一
种而出现的。其典型的表达范式就是，民族国家的成立与维护得到了各个民族广大人民群
众的坚决支持，从而将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直接作为国家建构的民众基础。二是具
有离散性的民族话语建构的一种方式。这类建构，将具体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以及
政治诉求等等，作为独特的社会存在结构加以对待，从而凸显民族国家中民族的繁杂性。
这类话语建构方式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它曾经是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中国共两党建立国家
话语的共同进路之一。

就上述两种进路而言，我们当然可以选择降低民族国家中 “民族”政治赋值、提升
其中的国家赋值的方式。但是，用 “族群”来替换 “民族”，在中国实际上很难达到有效
维护国家的目的。这是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由于国家建构在立宪民主的基础上，
国家内部虽然存在公民个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冲突，但个人与族群对国家的基本认
同问题并不存在颠覆国家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族群建构自己独立国家的行动，更不存在
国族建构的国家政体选择的巨大张力。族际政治实际上就是认同国族建构，认同立宪民主国
家的正当性前提条件下处置族群间政治利益分配、社会利益分享和文化间宽容关系的方式。
这是一种国家建构中的次级政治，与今天中国遭遇到的国家建构中存在的国家认同问题，完
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此而言，族际政治、族群论说无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新选项。
①
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对 ５６ 个民族的国族整合，一直是一个成功建构民族国家
的基础性问题。在民族整合成国族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沿循的是民族成员认同国家的建构
路线，似乎是一条培养民族精英，以精英对国家的认同实现其所在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一个面对多民族政治整合的国家，的确需要对待好各个民族的精英人物，同时需要稳妥处
理好各个民族的成员们的国家认同。缺乏制度建制的民族精英带动的国家认同机制，是一
种缺乏长期效应并存在瞬间转变可能的风险机制。比较而言，妥处精英是针对个体之间的

① 国内出版的族群政治专著不多，但一些论者似乎刻意模糊族群政治与民族政治的边际界限。本文将国家建构完
成后、民族国家的认同不是国家的首要问题，而国内利益分配问题凸显出来的不同民族间的政治博弈，称为族
群政治。而将国家建构尚未完成、正在艰难进展之中、而且国家认同仍然突出时期的民族间政治，称为民族政
治。参见关凯 《族群政治》，第二章 “国家建构与族群性”，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４１ － 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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