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

洪源远认为，中国的腐败集中表现为 “小微贪腐”（ ｐｅｔｔｙ ｔｈｅｆｔ）、“巨额窃取”（ ｇｒａｎｄ
ｔｈｅｆｔ）、“速度钱” （ ｓｐｅｅｄ ｍｏｎｅｙ）和 “特权交易” （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ｏｎｅｙ）等四种类型。具体而
言，“小微贪腐”是指基层官僚中的窃取、滥用公共资金或敲诈勒索行为，“巨额窃取”
是指控制国家财政的政治精英挪用巨额公共资金的行为，“速度钱”是指企业或公民向官
员支付的小额贿赂，以绕过障碍或加快办事速度，而 “特权交易”是指商业行为者向有
权有势的官员提供高风险奖励，这不仅是为了速度，更是为了获得独家的、有价值的特
权。 在这四种腐败类型中，最典型的是 “特权交易”，亦即通常所讲的官商勾结，并集中
〔 １〕
体现在行贿受贿上。公婷等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腐败案件报道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的
腐败规模处于上升状态，政府采购、工程承包成为腐败高发案件领域，土地腐败案件更为
突出。同时，处、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不仅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问
题的主体，还是索贿案的主要查处对象 。据 ２０１８ 年官方公开通报的过去三年被审判的
〔 ２〕
副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 ９６ 名官员中，有 ９４ 人犯下受贿罪，平均受贿 ４８００ 万元 。官员
〔 ３〕
受贿的背后往往是不法商人的围猎行贿。在查处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中，总能看见企业的
身影，围猎公职人员的现象成为党政机关廉洁风险防范的短板。然而，在腐败治理中，关
于行贿的研究更多在法学领域，而鲜见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
对特权交易的研究。从实践层面来看，尽管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及行
贿受贿一起查的行动，但这也才刚刚起步。因此，腐败治理需要把企业纳入其中，这就需
要回答为何纳入、如何纳入的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做一个简要的探讨。总之，在党
政机关廉洁风险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当前社会领域的腐败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影响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和反腐败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在企业
廉洁合规方面的工作还需不断深入。

二、文献回顾：腐败治理 “三缺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日益突
出，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治理、政权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议题。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趋
于严峻的腐败形势，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纷纷介入廉政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
逻辑进路出发，对中国当前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进行探索，这些研究围绕中国转型期腐败
的成因与表现、惩防腐败的价值理念、制度建构，以及惩防策略与对策等几大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
本文主要聚焦腐败治理如何有效的问题。在 ＯＥＣ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给治理腐
败开出的药方中，强调腐败问题的治理主要依赖三种途径：建立有效的透明化的政治系
统；强化打击腐败的行动；以及支持积极的公众参与。这三种途径实际上可以简化为两类
途径，前两种途径是自上而下国家中心主义途径，包括领导者的政治意志 （反腐败的承诺
和决心），抑或是独立且有强制能力的反腐败机构和制度设计 ；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社会
〔 ４〕
中心主义，该途径强调在反腐败中重新找回公众参与，其核心是要加强公众直接制约公共
权力的既有制度和渠道，同时也要设计和提供新的制度和途径供公众发挥社会监督的能
力。
国家中心主义腐败治理模式强调国家和政府拥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建立相应的反腐
败制度及专业反腐败机构并强化其职能，强调通过正式制度来约束公共权力，压缩腐败空
间，使其最大化地输出打击腐败的功能 。中国现实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执政党在反腐败中
〔 ５〕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当代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核心力量，并将其反腐意
志贯彻到一系列反腐败机构上，强化反腐败机构力量对腐败的查处力度。专门的反腐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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