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

平。因此，乡村振兴工作队成为了联结乡村治理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桥梁。

四、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的建构

在技术诠释弹性和技术组织结构环境双重影响下，Ｚ 县数字治理实践清晰展示了数字
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实践对乡村组织制度的重构和乡村数字权力的影响。数字技术使用者通
过信息编码、数字语言等解释图式有效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表意结构，并不断调整和改
变 “数字下乡”的实践路径。对数字技术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掌握使用，使得技术管理部
门及技术精英获得了对乡村社会的支配权。数字技术的应用约束了乡村治理中组织成员的
行为，规范了乡村治理秩序，构建了数字治理的合法性结构，强化了国家在乡村行政权力
的规范性。
（一）数字技术解释图式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表意结构
解释图式指行动者用于解释行为和事物的标准化和共享的知识基础。 数字技术通过
〔 ２３〕
它所代表的概念和符号为数字乡村建设者，尤其是为县乡级干部提供了了解组织结构的手
段，这既起到了解释图式的作用又强化了 “数字下乡”实践活动。Ｚ 县基层社会治理的解
释图式主要是指数字治理实践者利用大数据平台和手机 ＡＰＰ 的数字图式，形成数字治理
的共有程序、准则和知识等。数字技术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大数据平台和手机 ＡＰＰ 对
乡村基层治理中的累积性知识和信息进行编码和标准化，从而使 Ｚ 县大数据治理平台中的
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对此进行共享，形成适用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体系的共同语言。
正因为如此，数字技术通过对数字治理平台把基层治理创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思想、
治理经验进行编码和标准化，形成乡村基层治理人员的共有数字治理图式。这种程序化、
规范化和科层化的数字技术理性图式又反作用于基层治理实践，强化或改变了县域基层社
会治理的制度规范，进而支配和控制乡村治理的过程。
（二）数字技术资源巩固了乡村组织的支配结构
资源是指用于实现意图和达成目标的一切物资和设备，常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
源。配置性资源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使用的物质性资源，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权威
性资源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非物质性资源，源于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
〔 ２４〕
作为生产要素的数字技术既可以作为配置性资源对社会生产实践起决定性作用，产生数字
红利，又可以作为权威性资源对社会实践结构进行控制。因此，资源配置方式和权威资源
占有量必然会对组织中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而数字技术作为 “数字下乡”的一种重要
资源，对其占有和掌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引发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冲突。
Ｚ 县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由县级政府统一建设数字治理平台，安装县乡村三级
视频联通可视系统和手机 ＡＰＰ 软件。从表面上看，自上而下的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推
动促使 Ｚ 县实现了县域数字资源均等化配置。但实际上，数字技术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
资源都掌握在县级政府手中，乡镇干部和村级体系工作人员只是向政府提供乡村数字信息
的工具人。此外，Ｚ 县数字治理平台涉及的 “五级”治理人员由于大量的日常工作被绑定
在大数据平台和各层级的微信群中，时刻被数字技术图式所规训，还迫使他们沦为数字控
制的对象。因此，从数字治理视角看，县级政府依然是数字技术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
的掌控者。在此种情况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非但没有激活乡村治理主体的参与性，
还会产生乡村治理中数字权力的不平等，引发新的矛盾冲突。
（三）数字技术规则重塑了乡村治理的组织合法性
规范是约束和治理行为的规则，一般指社会行为结构中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它
诠释了一定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内涵。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约束了组织成员的行为，形成

１ · ·
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