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

村民在数字治理中的参与权。数字技术搭建公共空间推动乡村治理信息共享、部门协作和
上下联通，其目的是引导多元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增强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耦合能
力。然而在 Ｚ 县乡村数字化治理实践中，片长和组长只是利用手机 ＡＰＰ 把乡村问题层层
上报的工具人，并没有解决乡村问题的实际权力和能力。社区片长和组长的文化程度较
低、个人能力有限、治村权力缺失，致使 Ｚ 县数字乡村治理中村落层面的组织体系形同虚
设。
Ｚ 县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未能打破科层制治理规则，未能从根上激发村民参与数字
治理的内生动力。数字技术自身携带的组织结构和乡村社会制度环境结构的双重交叉，使
得 Ｚ 县数字治理理念与数字技术出现形式化和脱节现象。这又无形中排斥了乡村建设主体
（村民）和乡村其他组织的参与。例如，具有责任心且能够运用智能手机进行数字化管理
的社区片长难以遴选，因此 Ｚ 县 ３５２３ 名片长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是村组干部和公益性岗
位人员兼职，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这种缺乏群众基础的乡村数字
化治理实践，把村民排斥在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之外，人为扩大了数字鸿沟。
因此，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和扩散要兼顾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既要强调数
字技术的社会建构性，又要关注数字技术使用的社会结构环境。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数字
技术与乡村社会的耦合。这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实现数字信息共享、优化数字
乡村建设主体和乡村治理结构，激活乡村建设主体活力，持续推进数字赋权增能，提升村
民整体数字信息素养，培养数字权利意识。另一方面，要能动性利用数字技术诠释弹性，
不断优化乡村数字治理的规范性。这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解释图式、资源优势和治理
规范，优化乡村治理组织结构环境，下放数字权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
本文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耦合视角出发，以 Ｚ 县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数据平台为典型案
例，借用奥利科夫斯基的技术结构化理论模型，从技术、主体和组织制度维度，探索了数
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以及基层政府何以借助数字技术不断固化和强化自身权力
关系的过程。与奥利科夫斯基关于扁平化的技术结构化模型相异，在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实
践与语境中，数字技术不仅带着结构进入乡村社会，而且被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结构所
牵制并不断强化和扩展这种组织权力关系。因此，数字下乡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层
政府不断向乡村社会进行权力扩展的过程。对普通村民而言，这一过程将人为扩大数字鸿
沟、产生新的数字排除、生成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挤压其数字权利。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回
应了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为何政府积极行动而农民却消极被动。在一定程度上，本文将权力
关系维度引入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视域中，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扩展了技术结构化理论的应
用场景与展开空间，丰富了数字下乡的认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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