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着日常运行的组织结构以及管理体系。党中央提出在县、乡 （镇）、村分别设立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形成 “三级联动”的组织矩阵。贵州龙里等地区在三级体系的基
础上延伸至 “组”或 “寨”，形成了 “四级架构”。各级组织由党委书记或主要领导担任
中心、所、站的负责人，社会志愿者则为具体执行者。随着文明实践深入开展，志愿队伍
急剧扩增，已经形成非常庞大的规模。根据中国志愿联合服务会数据显示 ，仅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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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志愿队伍就高达 ５． １７ 万支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北京市实名注册志愿者超过

４４３． ６ 万人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四川省实名注册志愿者突破 １３６３． ９５ 万人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由于队伍来源、人员构成的输入异质性，各地域所层累的组织绩效参差不齐。
如安徽巢湖志愿队伍依托系统的管理体系，与融媒体中心形成良性互动，而一些地区志愿
队伍的管理体系出现属地分割和协同困境。
２． 志愿活动义项。志愿活动义项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运行机制的供给产品，是在
文明实践矩阵内完成的成品输出。按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指导文件要求，志愿活动义
项主要围绕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
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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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明实践项目数量庞大，类别繁多。指导文件所传递的精神意蕴深厚且表征明晰，而
地方具体实践所呈现的差异性，促使内容传递过程的对位效应、靶向价值呈现极化特征。
如浙江平湖地区利用 “我们的村晚”等优势项目提升服务内涵和群众感知，而一些地区
同质项目拥挤扎堆，群众认同度偏低。
３． 基层社区群众。基层社区群众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运行机制的客体受众，运行
机制所生成的志愿活动义项最终都会主动或被动流向客体受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客体
受众以区域户籍人口、旅居人口等常住人口为主，多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以及务工群
体。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延伸了客体受众的时域范围，促使目标
群众愈发动态多元。如根据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 ６０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１８． ７％ ，老年群体急剧增加，而老年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老人为照顾在城市或异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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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的子女，逐渐成为阶段性来回奔波的 “候鸟”族。一些地区尝试利用干部群众的最大
时间公约数，聚集式推出各种文明实践活动，但群众对于文明实践活动精神的领悟参差不
齐，部分志愿队伍经过短期高强度的工作后也是身心俱疲。
４． 网格资源配置。网格资源配置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运行机制的能量补给来源，
其本质是消耗无限性和蕴藏有限性的往复变换过程。网格资源在文明实践矩阵内完成能量
输出、形态转换，不仅推动志愿活动义项形成，还维系实践矩阵的运转质效。中央、省市
文明实践文件要求各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然而在政府宏观调控显性分配
和市场作用隐形支配下，各地资源价值在挖掘和升华过程中所呈现的比较优势以及使用效
率异质。以武汉为例，当地高校数量约 ９２ 所，在校大学生约 １３０ 万人 ，许多文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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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所、站充分利用 “高校 ＋社区”模式，使得文明实践项目丰富多彩，而西部某地
区乡文化站的专业技术力量薄弱，被迫依赖上级统一排队调配资源；北京延庆等地利用数
字化手段跨域聚合融媒体中心等资源要素，而一些地区数字化协同耦合力度趋弱，容易使
志愿服务沦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５． 文明实践根基。文明实践根基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运行机制的历史积淀厚度和
实践起步范式，实践根基虽不直接参与机制运行，但其对文明实践矩阵、志愿活动义项、
基层社区群众、网格资源配置产生了幕后牵引和支撑。按照党中央要求，要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而区域发展差异造就了实践起步的多重制约，文明实践所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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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也因积攒的存量薄厚呈现互异态势，引致文明实践起步的区域矛盾和明显差异。如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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