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党政研究》2023年第2期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 可以看出，“党的领导”是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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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比较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缺乏统摄各方意志的核心领导力量，以个人自由为价值
导向的法治建立在意志的对抗关系上。一方面，这种对抗体现在法治的形成上，各种社会
主体通过对抗和妥协形成了法治。按照昂格尔的观点，自由主义法律秩序脱胎于多元利益
集团间的对抗。他认为，自由主义实质上将社会当作冲突的利益集团间相互较量的场
地。 国家的基础也恰好在于集团间对抗后的妥协，包括官僚政治、贵族特权以及中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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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这种妥协对法律来说具有关键的意义。 另一方面，这种对抗体现在法治的构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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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法治中，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都处于一种外在的对抗关系之中。由于
个人优先于政府，国家和个人便处于相互依赖而又相互矛盾之中，个人既依赖国家去实现
自己更好的权利，同时又防范国家权力侵犯自己的权利。比如，防止滥用立法权颁布临时
和专断的命令，强制剥夺任何人的财产等等。 而在政府的权力构造中，权力与权力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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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抗之中，以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比如，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应当三等分之，并且
要充分利用权力之间的独立与制约，确保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 正是由于三种独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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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对抗性存在，防止了权力集中而侵犯个人自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法治无论从它的形成还是从它的构造上看，都存在着
明显的对抗关系，法律则充当了平衡对抗关系的角色。在这种法治模式中，不存在法治形
成的领导力量，更不存在领导意志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问题，法治是在各方意志不断的对
抗与妥协中形成，社会通过宪法、法律获得了最后的统一。在这种模式中，由于意志的对
抗关系，也呈现出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约关系。
权力制约是人类法治思想中的共同要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同样也致力于权
力制约。但是，中国法治之下的权力制约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的制约模式。首先，党
和人民、国家和人民的统一关系决定了权力和权利不是对抗的，而是统一的，国家权力服
务于公民的权利。其次，中国的国家权力体制不同于西方 “分权与制衡”的体制。有学
者认为，西方的权力体制是一种分散型的权力体制，适合那种没有太大民族生存压力的
“自发现代化”社会，也适合现代化、工业化已经完成的社会。中国的权力体制是一种集
中型权力体制，中央统筹体制内的分工与协同，以更高的效率完成社会整体目的。并且就
监督体系而言，它的监督活动必须有利于党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的维护，有利于中央战略
部署的落实，有利于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维护和发展。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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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集中型的根本不同，实际上主要来自于国家目的上的价值选择，中国的权力制约是在
实现意志统一、追求国家整体目的这一基本立场下实现的权力制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权力制约。这种制约关系主要是通过监督的方式体现出来。由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
了保证人民的权力始终归属于人民，中国法治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形式的权力监督方
式，建立起包括党纪、国法以及社会层面的权力监督体系，内部实现了相互配合协同的监
督机制。这个监督体系的普遍特点是，它们存在着集中统一的领导，共同体现出权力归属
于人民，权力服务于人民的特点。
总的来说，整体的国家目的要求各方意志的统一而非对抗关系，即表现为行动的整体
性、一致性和协调性，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也是理解中国法治
道路发展模式的关键，法治的权力制约也正是在这种统一关系中展开，中国法治不同于西
方法治的道路特色也从中可以透视出来。
（二）党政推进型法治模式：意志统一中的权力推动
中国法治的道路模式有着党的领导和意志统一的特点，而它的推进动力则来自党和政
府的共同发力。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实现一种党政推进型法治才能
保证中国法治的道路方向，保证消除法治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协调一致地实现党、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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