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党政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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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层传播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很大作用,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貌似即将消失于
历史长河之中,但又在特殊时期再次发挥作用,展现效力。“作为乡村媒介和声音媒介的
交叉,农村大喇叭在疫情防控期间显示出强大的动员和传播效能,无论是农村地区的线下
还是互联网的线上,它都具有极高的出镜率。” 本文重点考察农村大喇叭出现的原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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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窘境,及疫情防控中的价值重现,从媒介考古学视角来看农村喇叭对于政治传播的作用
并取长补短,使新旧媒介之间进行联动与融合。
一、农村大喇叭出现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各地区农村经济落后且文化差异较大,接受政治信息效率不
一。农村人口基数大、变动小,村内居民熟识度高,给农村大喇叭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
间。同时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低,使农村大喇叭成为信息传播的有力工
具。大喇叭投入经济较少、村内覆盖面广,政治信息传播时多由村内意见领袖使用方言进
行扩散,具有心理接近性及人情味。大众传播方式与人际传播方式相交织,有利于政治信
息被民众所接受。多重原因促使大喇叭在农村地区广泛投入使用。
(一)宏观原因:中国农村的境况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靠田地生存决定了农民流动性较低,细化区域进行管理也使区
域内人员变动较小。农村人口较为固定,村内居民相同的文化背景等使大众传播的方式在
一定区域内效果较为明显。同时农村的熟人社会网使 “意见领袖”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1. 农村地区的地理与社会属性
农村区域内人员变动较小。中国自古以来的管理都是按照区域来划分,使区域内公民
较为稳定地生活在管辖的地界之内。按照户籍进行管理,公民都有相对稳定的住址,流动
性较小。以县、镇、村等细化管理,层级式的管理形式使村级管理对象明确。区域内人员
流动性弱。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安土重迁的观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及分田制
使得农民较为安定,都是以群体形式生活在固定领域,流动性很弱。
区域内居民熟识度高。中国是人情社会,村内居民成长环境差异性小,有相似的文化
传统,对于信息接受程度差异性小,水平相似。在中国,由于地域的不同,各地之间的文
化、思想传统等都有较大差异,文化思想传承致使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思维方式
等。在同一区域内,农民由于长期受当地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较为相似的价值
观。对于管理者来说,由于各村落之间具有差异,统一的传播形式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报纸,统一印刷内容、传播政治思想,但隶属于不同村落的居民接受
能力的差异使报纸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各地文化差异使地方意见领袖发挥作用空间大。村支书、村长等村内管理者由村民自
己投票选举产生,对于村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村级干部,民众认同度较高。村内的意见领
袖通常是村内德高望重之人,他们有较大话语权。他们与村民朝夕相处,是村民较为熟悉
之人,具有当地的口音及乡土气息,传递的信息更具有可信度,容易让村民接受。同时村
支书等意见领袖对于村内居民信息较为熟识,了解当地村民的文化水平、道德思想等信
息,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传播对策,高效传播。农村各地文化具有很大差异,急需一种媒
介为各地传递政治信息和国家政策,为全国统一思想奠定基础。
2. 中国农村的精神生活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经济条件有限,很难通过大众媒介获取有效政
治信息,很难享受精神文化项目。农村大喇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政策宣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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