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7 - 《党政研究》2022年第2期

办事更不方便。又或抓大放小，明收暗放，利用新的 “红顶中介”，继续蚕食改革红利。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还将权责清单实施工作当成一种自我闭环的内部事务，纵向体制压力
使下级部门在短时间内完成权责清单的制定与出台工作，但很少主动与其上下级进行沟
通。在此背景下，下级部门有时会因为不熟悉新的管理领域，或因编制、经费或执法设备
的不足，使下放的职权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行使，出现 “接不住也管不好”的局面，造
成权力被搁置甚至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配套机制的效用转化
配套机制蕴含着一种制度变现的能力，其效用转化过程意在使制度落地见效并令其价
值得到充分释放。权责清单制度的有效运行及其功能的发挥离不开配套实施机制作保障。
缺乏完善的配套机制，权责清单制度效能将难以变现。从实际情况看，行政部门的注意力
机制、问责机制和救济机制是确保权责清单制度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制度变现的效果。
首先，注意力机制的不完善令制度实施缺乏有效引领和协调。权责清单制度意在让政
府主动自我设限、自我监督，必定会带来制度推行中的重重阻力，这在现实上呼唤一个强
大制度推动力量的产生。如今，政府门户网站是权责清单发布的主要平台，但从实际情况
看，一些地方在其门户网站公布了权责清单后，权责清单专栏就在短时间内被迁移出网站
首页，而将网页醒目位置重新让位于项目进展、投融资等 “显绩”内容。不难看出，权
责清单制度改革动力在一些地方正逐步退减，凸显了制度执行中注意力机制的异变，使权
责清单沦为一种 “运动式”“风暴式”的政绩行动，可持续性不强。其次，问责机制嵌入
不足降低了制度的威慑力。由于权责清单制度在实施中至今未能将问责机制有效嵌入，加
之问责机制本身的不健全，致使制度实施缺乏足够威慑力和强制执行力。在问责制视域
下，一些地方将问责事项仅限于 “显性”的职权滥用或违法腐败等过错行为，而对那些
庸政懒政的 “隐性”过错行为则重视不够。加之同体问责过度、异体问责不足，以及选
择性问责等问题，使行政问责的公信力不免受到社会质疑。问责机制的不完善，使其难以
同权责清单制度有效衔接，进而易使后者失去约束力和执行力，难保清单规定令行禁止。
最后，救济机制公允度不够使制度过程缺乏充足公信力。权责清单对政府部门职责的明确
规定，为公众监督和救济提供了新渠道。权责清单是政府的一种自我规制，难免带有妥协
性和不彻底性。当公民因权益受损向有关部门提出复议申请时，政府就集结了立法、执
法、司法三类权力于一身，此时依据政府自己出台的权责清单做出复议决定，其结果的公
正性不免令人怀疑。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但司法机关在人事、财政等领域或
多或少仍受同级党政机关影响，不利于公正裁判的做出。救济机制公允性不足使公民在面
对权利受损时难以获得公正对待，这恰恰给权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留下可趁之机，降低了
“依清单行政”的制度公信力。

五、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有效执行的动力保障

尽管优良的制度架构是推动权责清单制度落地的最基本前提，但制度意图却不会因其
文本的完善而自动达成。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在把握制度执行现状及其条件的基础上，增强
制度执行动力，推动权责清单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高效转化，使之更好适应我国法律法规
的立改废释纂，更能契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动向，更快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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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强内驱力：培育法治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培育行政部门及其公务员的法治信仰，有助于扫除权责清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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