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党政研究》2021年第6期

“五大支柱”阐释：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
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文化上要促进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可以看
出，上述阐述依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哲学价值理念色彩，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 “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细化阐发与表述，而这也就隐含了如何保持理念目标与制度构想、重大举
措等不同层面之间的平衡一致问题。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新型国际关系” 作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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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表明了我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战略进路来践行、弘扬与
推进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整体思路。当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及其实施，还
有一个从共识到同心乃至携手共建的问题，有一个承认世界各国不同客观条件所导致的对
于全人类价值具体内涵的差异性理解和对于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不同路径选择问题，否
则，就可能会出现围绕这一议题领域的这样那样的张力甚或冲突。可以说，这方面的最典
型实例，就是 ２０２０ 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以及国际社会所做出的合作应对状况。一方面，
如何切实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权利与生活健康，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人
类民主自由共同价值的最核心关切。对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的政治决断，并得到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认同与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中国政
府的这些正确主张与政策，并未完全被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以及国际组织所接纳。而这其
中的许多考量，就不仅背离了对于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性理解，也没有完全摆脱
传统国际经济政治利益竞争的私我性考虑。这充分表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战略及其实施之间具有的互为前提性和相互依赖性。
其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
略及其实施奠定了观念上的共识前提、话语上的交流空间和实践上的规范约束。也就是
说，对于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肯定褒扬，不仅以一种更加明晰的表述方式阐发了 “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价值观基础和理念原则，即在维护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前提下
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或全球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从而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的目
的目标，而且具有重要的愿景构想与战略实施上的实践方法论意义，即决定了 “何者为，
何者不为”“何者益，何者损”“何者是目标，何者是底线”等一系列重大现实战略问题
上的取舍偏好。 必须看到，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置于上述这些 “全人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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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念原则的基础之上，对于国际社会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其中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我们也必须理性面对世界部分国家基于自身的主客观条件所产
生的对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所基于或蕴含着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差异化
甚至不同理解，不能设想或指望它们会理所当然地立即接受我们所做出的表述或阐释。当
然，这其中的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比如，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更多关注或
担心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之下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否能够始终吻合共商共建
共享的公平公正原则，是否能够真正超越 “普世价值”言辞掩饰下的各种新老帝国主义
现实做派与逻辑；而对于极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来说，事实证明，它们长期以来以人类共
同利益甚至地球未来捍卫者自居的诸多漂亮言辞其实是有着明确的利益关切与行为边界
的，那就是绝不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成为其 “制度性竞争对手”，更
不用说最终实现超越。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不同应对之策，对于前者要更耐心地做
好政策宣传与沟通交流工作，而对于后者则需要更多用事实来说话或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
世界各国对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理解与遵守。
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及其实施为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与拓展提
供了现实舞台和广阔空间。必须明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外交理念与战
略，不仅是一个包含着从理念目标到制度构想再到重大战略举措等三个层面的立体性内容
体系，还是一个包含着从政策制定到贯彻实施再到改进完善的持续性过程。 就它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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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包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的理念原则的统摄性地位是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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