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7 - 《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随着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如达尔的 《现代政治分析》、伊斯顿的 《政治生活
的系统分析》、阿尔蒙德的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以及亨廷顿的 《变革社
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著作陆续被译介，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结构 －功能主义、政治系统
分析、比较研究方法等也相继被引入到国内。随着海归政治学者陆续学成回国，国外的政
治学研究前沿方法也逐渐被引入并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学术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感于
中国政治学缺乏严谨的方法学训练”，美国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自 ２００６ 年起先后与国内多
所知名大学合作，于每年暑期举办 “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截至
２０１５ 年共举办了 １０ 届。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者的许多政治学方法论著作陆续问
世，方法论越来越受到了学界重视，如张铭、严强教授主编的 《政治学方法论》还被指
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但尽管如此，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仍明显滞后于政治学知识生产
的方法论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为此，有学者就呼吁：“中国政治学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
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转变研究范式和创新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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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方法论仍是当前制约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一大因素。或者说，在方法论
上我们仍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学方法论体系。表现在政治学人才
培养过程中，方法论课程尚未完全普及，方法论的系统规范训练相对不足。在研究方法的
实际运用上，还存在如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等方面的方法论之争。
其次，所谓的新老方法之间仍存在着衔接与融通问题。在分析问题和阐释现象方面，老一
辈学人与新一代学人观察阐释的方法进路可谓风格迥异，新老学人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
方法论区隔或研究范式分歧。再次，在方法运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唯方法论倾向，
甚至为盲目求新而强行照搬，其中的一些方法明显脱离实际或只在表象上呈现问题而未深
层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严格来说，方法其实并无优劣之分。对于研究者来说，但凡适合
研究、实用且能驾驭，有利于揭示问题和推动研究创新的方法便是好方法。从推动政治学
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政治学方法论的创新始终是政治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恒久动力”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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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和转型升级仍是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在需要。

四、超越国际化与本土化论争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科学化

自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本土化与国际化论争几乎一直都是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
和政治学发展中长期争论的主题。持本土化主张的学者，多主张中国政治学研究应立足中
国实际和本土经验来理解中国政治和阐释中国政治实践，在中国语境下开展本土化的知识
创新，“最终通过理论建设形成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反映中华文化本质、符合中国社会
发展规律的、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发展未来的政治话语权” 。持国际化主张的学者，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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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学应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并积极将国外政治学研究中的新理
论、新概念和新方法引入到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中来。应当看到，国外政治学经典译著被引
介到国内，无疑对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 “言必称
希腊”的盲目国际化，则无疑加深了 “本土化”同 “国际化”之间的分歧。盲目推崇和
生搬硬套地运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和理论知识来认识分析中国政治，难免会削足适履
有失偏颇。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和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更多是拒斥
国际化的 “本土化”同言必称希腊的 “国际化”之间的纷争，这也是政治学知识生产中
“本土化”与 “国际化”议题长期被对立而非对置的一大原因。但无论是本土化还是国际
化，都折射了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中的学术自觉与出路探索。
尽管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虽有制度和实践差异，政治学在研究范式、价值取向和研究
方法上也有国别和时代差异，但政治学知识本身并无泾渭分明的国别分野。那些经实践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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